成立软件集体管理联盟的构想/王瑜
时间:2024-07-26 05:36:21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402
成立软件集体管理联盟的畅想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世界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我国还是个新鲜的事务，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直到2005年3月1日才开始实施。
著作权集体管理就是作者将他们的著作权权利授权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由该组织代表作者与使用者洽谈使用条件，发放使用许可证，收取使用费用，监控作品的使用情况，对著作权侵权行为进行打击。这种制度在著作权人与使用人之间架起了桥梁，既可解决著作权人无暇行使其权利之忧，又可解决使用人找不到作品的作者签约之苦。最主要的是著作权集体保护组织是著作权的守护神，有效保护作者的著作权，打击侵权行为。
阳光很美好，可惜看不见。在我国软件虽然也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软件偏偏是个异类，软件的源代码受《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的创意、算法等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使软件具有专利的特性。各国对软件的保护还有不同的争议，有的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的适用《专利法》保护，有的干脆制定专门的软件保护法。正是软件本身的特性使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阳光很难照耀到软件上。
其实软件更需要关怀，软件比其他形式的作品具有更加复杂的权利，比其他作品更容易被侵权，侵权打击也比其他作品要难得多，我们如何对软件也进行集体管理呢？这是以下要探讨的问题。
一 软件集体管理可行性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50人以上就可以发起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这条规定给大家以无限美好的想象，以为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门槛很低。其实不然，我国依照国际惯例对一类作品设立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品的种类屈指可数，除了已经成立和正在成立的，基本就不剩其他种类作品了。根据条例的规定：新成立的组织“不与已经依法登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业务范围交叉、重合；”，这个规定将使成立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变得非常的困难。我国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采取行政许可制度，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获得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审批，这基本决定了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只能由政府主导来设立。
凡事不必太拘泥，不能成立软件集体管理组织，那么是不是软件就不能享受集体管理的呢？当然不是，我们有办法，找到变通的路可以走，让集体管理的各种便利也在软件上实现。
借鉴发达国家成功做法，他们主要通过建立代表权利人利益的法律中介组织来达到集体管理的目的。法律中介组织一般就是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有专职的法律人才，完全有能力管理软件相关事务；保护软件权利和打击侵权本来就属于律师业务范围，所以律师事务所完全可以建立相关软件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软件集体管理的职效。
借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模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般以自愿加入会员形式来吸收作者加入，其权利来源完全来自作者的授权。那么我们可以成立这样的专业联盟性质机构，不叫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同样也可以让软件权利人加入，直接取得软件开发者的相关授权。这个联盟由律师事务所发起组建，作为法律服务的中介机构，他们的管理将更加专业，更清楚如何依法保护软件开发者的利益。这个联盟只有运做良好，确实能够起到保护软件相关权利的作用，才能吸引软件权利人加入，这将促使联盟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
借鉴国外著名公司保护其驰名商标的做法。国外公司将他们的驰名商标在各个大城市委托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对其商标进行管理监控，也有的公司总授权给国内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负责定期到市场巡视，调查有没有侵权行为，如果发现侵权行为，立刻代理委托方进行打击。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信托行为，公司将其驰名商标给律师事务所托管，一家律师事务所可以接受多家公司的信托，同时管理多个驰名商标，达到一定的规模将使服务费用降低，也将极大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一种信托管理模式非常容易嫁接到软件管理上。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搭建软件集体管理机构了：由律师事务所牵头，软件权利人以信托方式将自己的软件授权给律师事务所进行托管，律师事务所统一对这些软件进行集中管理，对外发放许可证，打击侵权行为，确实维护软件权利人的利益。这个机构我们暂时叫做“软件集体管理联盟”。
二 软件集体管理联盟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区别
按我国法律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软件集体管理联盟”与法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软件集体管理联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这个问题不是障碍，完全可以预先设计好的授权方式来解决。
我国已经有音乐作品、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等多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除音乐著作权协会稍有作用外，其他基本就不为人所知，他们都是在政府部门主导下成立，其本身就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所以他们的办事方式更多地是象国家机关，还没有将自己的角色转变真正为会员提供服务的机构。而“软件集体管理联盟”则完全是软件权利人与律师事务所由《委托协议》自由连接起来的，“软件集体管理联盟”要吸引软件权利人加入，唯一只能靠提高服务水平。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据相关法律，需要经过政府的审批才能成立，而且一类作品全国仅此一家，别无他店，著作权人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余地。“软件集体管理联盟”管理的事务完全属于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不需要另行审批，将会出现不同的联盟，业务之间的竞争将有利促进联盟整体管理水平的迅速提高，服务水准的迅速提高。
三 软件集体管理联盟的成立
“软件集体管理联盟”虽然不需要专门的审批，也不是可以任意成立的，不是任意一家律师事务所就可以完全提供所有的服务，一个规范的“软件集体管理联盟”应当这样成立：
（一）该联盟应当由律师事务所牵头成立
现在几乎所有的中介机构都存在信任的危机，人们普遍觉得中介都是骗子。律师事务所也是中介服务机构，但是其行业准入的门槛高，行业管理又相当的严格规范，所以律师事务所在中介中的可信度最高。又由于软件相关事务主要是法律事务，所以由律师事务所牵头组织联盟是最恰当的。不过不是任何的律师事务所都可以任意牵头成立联盟，牵头的律师事务所应当符合几个条件：
首先：要有精通软件法律事务的律师。软件包含的权利基本综合了几大知识产权的全部权利，这个律师要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非常的了解。要服务好一个行业，必须先至少要成为这个行业的半个专家，所以这个律师还要对软件行业比较熟悉，具有相应的软件知识。
第二，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模式，需要有一个管理服务团队。
（二）应当联合其他的中介服务机构组建
软件相关事务包含一些权利申请事务，例如软件著作权登记，软件专利申请、双软认证等，这些事务性的工作应当由其他专业中介提供。中介专门从事这些业务，他们更加专业，而且服务费用比较低廉。由律师事务所统一代表联盟成员与中介协商服务价格和服务内容，这样降低了费用，又可以确保中介的服务质量。
联合其他的中介服务机构将使联盟的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可以为联盟成员提供全面的服务。让各种中介服务机构有序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为联盟成员提供高质量、全方位、价格低廉的服务。
四 软件集体联盟管理那些事情
近年来，在司法实务中，针对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导致多人伤亡的刑事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往往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侦查起诉，甚至定罪量刑。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具体分析如下，以共同探讨。
一、对“其他危险方法”应当采取缩限解释。
对“其他危险方法”的解释和认定不能随意无限制地扩大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字面之含义，将具备一定“危险性”，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的任何行为方式，均界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其他危险方法”，这样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确定性原则。而是应当采取体系解释和限制解释，将“其他危险方法”解读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即该种危险方法一经实施，就可能造成或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重大公私财产的毁损。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事先无法确定，事后难以控制。
因此，虽然刑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行为均一一罗列出来，从而采用“其他”等词语进行概括性规定，避免挂一漏万，但我们也不能将“其他危险方法”做任意泛化、扩大化认定。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口袋犯罪适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二、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比不具有危险相当性。
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的实施特性和后果不同。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的特性在于能够一次性造成不特定多数人伤亡的广泛杀伤力和严重破坏性。而持刀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连续捅刺他人，虽然也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但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比，危险性和破坏性则小得多，不具备危险相当性。
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行为的实施特性在于，该些行为一旦实施，其侵害或可能侵害的对象数量无法预先确定，其带来的损害后果已经脱离了行为人的控制能力范围。行为人单纯靠自身力量停止以上述危险行为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无法消除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状态。以放火为例，行为人一旦实施放火行为，除非主动采取救火措施，否则一般情况下无法避免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通常情况下即便在事发后采取积极阻止举措，也无法挽回局面，沦入失控状态。
而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多人的行为则与上述危险行为有所不同。犯罪行为人所持之刀（凶器），在行凶过程中，始终处于行为人手臂控制之下，未脱离掉行为人的控制半径和能力范畴之外，这与行为人采取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行为所产生的火势、水流、爆炸力及毒害物流散之状态，就危害程度和可控水平方面而言，存在着本质的区分。行为人持刀伤人之对象范围与数量由行为人自身掌握，刺谁不刺谁均可由其自行定夺。行为人一旦在捅刺一名被害人或多名被害人后自行停止后续行凶行为，不需外界干预，就能有效阻却危害结果的继续发生，故我们说此种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不具有危险相当性。
三、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的行为，依据行为人具体犯意，可依法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等。
依据上文所述，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其行为虽然带有一定的危害公共安全属性，但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比不具有危险相当性，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结合其具体的犯罪故意，可以依法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等。至于行为人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及财物损失，可以考虑进行为人犯罪事实、情节及社会危险性，依法从重、加重处罚。
最后，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犯罪行为都有可能涉及危害公共安全，但只有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才可能被归入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应当合理确定规制范围，只有实施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具有相当危险性，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时，才能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河北省沧县人民检察院 王金勇
我国在进行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过程中，关于是否增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也即“不得采取暴力、胁迫、强迫的方式证明自己有罪或做出致使自己不利的陈述”，备受社会关注。普遍认为，增加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能从根源上遏制刑讯逼供，但前提是必须废除原有刑诉法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只有一立一废，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转向以平等对抗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刑事诉讼从传统走向现代，与国际刑事司法接轨。
2012年3月14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发布。该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第一百一十八条也同时保留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不免又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议，更有学者认为，嫌疑人没有拒绝的权利，也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样又形成了冲突，很明显是反映了立法者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不彻底性。应当如实回答真的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相矛盾吗？实则未必，矛盾不矛盾，关键还是对两条规定进行正确解读，把握其新刑诉法的立法本意。
一、 关于“应当如实回答”
所谓“应当如实回答”，按照通常理解，“就是实事求是的回答，是就是，非就非，既不无中生有，又不避重就轻；既不夸大其问，又不故意缩小。”[①]也即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定的“如实陈述义务”。对于这一义务，结合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两大部分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做如下认定：第一部分是“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无罪的辩解”，然后进入第二部分是“向犯罪嫌疑人提问，”之后“犯罪嫌疑人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也即只有在犯罪嫌疑人已经“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的基础和前提下，立法上才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②]可以说，针对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做到应当“如实”回答，而不是“应当回答”，这样的解释结论，也就相当于赋予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可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不仅是在于犯罪嫌疑人有“如实陈述义务”，而且否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也即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部回答，且需全部如实回答。这样的立法原意造成的直接后果，那就是刑讯逼供的不断发生、屡禁不止。而消除这一不利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破旧有立法原意，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建立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刑事诉讼制度。因此，经过多年反复的研究和实践，2012年新修正的刑诉法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孕育而生。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确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通常被视为一项权利或者特权，往往被称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或者“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③]在我国有时也被译作“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拒绝自我归罪的特权”、“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或者“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特免权”等等。[④]我国新刑诉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原则，很多国家都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予以保障，如今我国新刑诉法引入这一原则，无不是紧跟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项民主、科学的当事人刑事诉讼权利。
按照普通法解释并结合我国刑诉法条，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项下，犯罪嫌疑人享有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对于是否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二是犯罪嫌疑人对于是否回答享有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的权利。前者是自由权利规则，后者是沉默权利规则。自由权利规则要求只有基于犯罪嫌疑人自愿的回答、自愿的陈述才是合法的证据，只要不是自愿的，无论是何原因，均不予采纳。因此，凡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均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沉默权利规则则是以消极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即拒绝陈述其有罪的情节，并且犯罪嫌疑人“不回答”也不能被视为态度不好或者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更不能以抗拒回答为由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说，“抗拒从严”的政策因违反了新刑诉法的立法本意，将不复存在。总之，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犯罪嫌疑人享有是否回答侦查人员提问也即是否陈述的选择权，他没有与侦查人员合作的义务，故完全可以选择不陈述而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这也就是充分肯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体现。
三、二者互无矛盾、相辅相成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应当如实回答”的立法本意是针对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有关的任何提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部回答，并且需要全部如实回答。而随着2012年新刑诉法的正式发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引入法条，“应当如实回答”的立法原意将改变，其立法原意将增添新的内涵，那就是针对侦查人员提出要求证实自己有罪提问，犯罪嫌疑人可以不予回答，但是一旦自愿回答提问，那就必须如实回答。
首先，根据第五十条之规定，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下，犯罪嫌疑人享有陈述自由权，也即他可以选择自愿陈述，也可以选择拒绝陈述，立法赋予其充分的人权保障。一旦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未依照法定程序，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该口供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绝陈述其有罪的情节，不是“应当回答”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要求其供述的问题。这样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的侦查模式就顺理成章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了。
其次，根据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一旦选择陈述，也即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选择了进行回答，那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就应当做到应当“如实”回答。立法给予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人权保障，一旦他放弃了这一特权而选择陈述，那么就不得虚构事实而误导侦查或者审判，否则就违反了应当“如实”回答义务。
摒弃“应当如实回答”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相冲突的错误认识，深刻领会两者间的具体内涵及新刑事诉讼法新的立法本意，方能在实务中正确的加以适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办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注释：
①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②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③参见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④参见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43页。
（作者单位：江西省万安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