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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人民法院调解原则之弊端

陈丹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221008)


内容摘要：中国是一个素有调解传统的国家，古代历史中曾有的一些基层职务，如亭长、地保之类均可对乡里之间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以促成和解，而不使之诉之于官府，因此国人多有“厌诉”和息事宁人的心态。在现实中，人们有求和的心态，法官亦有促和的意向。所以，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均是我国调解制度得以萌生和发展的肥沃土壤，但是本文在此并不想讨论调解制度的优越性，相反却是要讨论该制度在具体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弊病。因之，在笔者有限的知识和视野内，本文将针对法院调解原则的弊病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调解 法院调解 调解原则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处理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美国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Warren Burger也对中国的调解机制大加赞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调解制度或许还算得上是我国的一项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这与国人厌恶诉讼和追求和谐谦和的传统心态有很大关系。在众多的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之中，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简化了司法程序，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确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因而，调解制度不失为一种“良法”，但是，再好的法律也会因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恶法”，更何况我国的调解制度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调解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暴露，所以笔者认为，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尤其是法院调解并不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

一、法院调解的概念和原则概述
通说认为调解有诉讼外的调解和诉讼上的调解之分，前者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程序中的调解等；后者即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那么，法院调解，亦称诉讼上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抛开调解的其他形式和其他主体，本文讨论的仅是关于法院调解的有关问题。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法院调解的原则有：1、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是说必须双方当事人都要自愿的、明确的表示接受调解处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2、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一个民事案件如果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法官就有查明事实、分辨是非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能糊涂结案。3、合法原则。 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符合法律规定，调解也是法院的审判活动之一，因此它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满足。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到法无巨细的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更是如此，法律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法律滞后性愈发明显，因此用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原则性的规定毕竟有它抽象和模糊的一面，就具体的司法工作的操作人员来说，会因为个人的业务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偏差出现谬误，这或许是无可避免的。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看，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已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或者说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信仰，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必然会推动整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
基于对上面罗列的几项原则的考虑，我国法制仍然是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眼前所出现和发现的法制建设的漏洞，下面笔者就所学的知识和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二、调解不一定非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
按照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在事实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是不能结案的。在这里，该原则值得商榷：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3、与民事诉讼法及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相对于公法而言，民事案件的特殊性有一点，即：它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利害关系和冲突，这与他人无干，当事人都达成了和解，旁人又何必追究到底呢？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以及当事人已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诉讼双方适当作些让步乃至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结案也无不可。

三、法院调解并非都是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
在法庭上，法院调解必须得在当事人双方明确的表示同意之后才能进一步开展，即要充分体现私法自治原则，接受调解也是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属于对私权的自由处分。但是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了我们的诉讼当事人非自愿的寻求纠纷的其他解决方式，如调解。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事人改变了他们提起诉讼的初衷呢？笔者认为有如下：
（一）法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的谋求当事人接受调解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似乎我们的审判机关更愿意选择调解来作为他们的结案方式。因为调解结案的案件同样是要计入法院的结案率的，而且调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上诉。所以，相对而言程序要简单得多的调解方式更容易引起审判人员的兴趣，因此他们在诉讼程序中积极的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只要存在调解可能，不管处于审理程序的何种阶段，法院总是会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调解。询问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这是法院的职权所在，本无可非议。但本文认为案件既然已经处于了一种诉讼程序当中，而且法庭也已经开庭审理案件了，就再无询问当事人的必要。将纠纷诉之于法院，必然体现的是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谋求自己合法权益的初衷，这属于对私权采取公力救济方式的一种选择，接受调解就不再是当事人的首选，至少应该不会是原告方的首选。
（二）司法效率不高，诉讼成本过高，当事人失去耐心
总体而言，《民诉法》本身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司法资源在地域上分配不均，各地法院处理案件的能力不一，导致我国整体的司法效率不高，在一些司法资源匮乏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从原告起诉到法院开庭审理，对于原告而言都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间，或许没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或者刚刚开庭，原告就会要求调解。进入审理程序之后，诉讼程序更是繁杂、拖延，导致诉讼成本与日递增，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当事人双方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再选择。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再选择接受调解也是出于对我国司法现状的无奈，很多原告撤诉转而接受调解的例子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
（三）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导致无形压力的产生
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这一条我们展开来分析，也就是说法院会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积极谋求一种具有极大说服力的社会力量来协助他们的调解和说服活动，这种社会力量既可以是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也可以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等，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难以保证整个说服过程当中没有其他足以造成当事人误解或者恐慌的说辞，从而使当事人非自愿的做出接受调解的意思表示。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舆论力量介入到法院调解过程中来，很难说是一种合法的手段，但即便是违法的行为也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得以掩盖从而逃脱监督的眼睛。所以本文对《民诉法》中法院调解的这一规定持有微词。

四、法院调解的合法性应该得到实质的保证
《民诉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就要求调解协议必须具有合法性，它应该包括程序意义上的合法和实体意义上的合法。实体上的合法，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我们可以通过比照调解协议书的具体条款以及最终结果是否公平公正来加以判断，以及对于诉讼双方当事人而言是否大致公平。但是，程序上的合法，也许可以通过了解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过程来对其合法性来加以判断。作为法院，为了谋求和解的达成，对于其主持调解的具体手段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灵活运用。但是很多情况下法院借助的手段是不为当事人所知晓的，是不能对外界披露的。比如说在实践中，法院对于当事人双方可能是分别加以说服，并晓之以利害关系的，而不是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的共同会话式的调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欺骗，是违法的。但是，调解的最终的结果是：呈现在当事人双方面前的必然是一份权利义务相当明确，看似公平、公正的调解书。我们不难想象，作为法院，必定具备一些善于运用法律技巧和熟练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制作调解书的时候，当然会注意处理法律文书的形式合法性，他们深知哪些事实是可以记录下来的，哪些是将会影响调解书合法性的内容，哪些是绝对不能记录下来的。于是，在制作调解书过程当中，这些专业人士当然会有所取舍了，从而最终展现在当事人面前的是一份形式上合法的调解书。由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不合法便被调解书形式上的合法所掩盖了。所以本文认为，应该对此种问题加以重视。调解过程乃至调解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应该首先从程序上加以保证，这样才能使法院调解得到实质的保证。

五、结束语
以上是笔者针对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中的法院调解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产生的弊端做的一次初步探讨，提出以上的问题，并不是为了说明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是为了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思考。当然，由于知识的有限和视野的局限，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笔者在这里加以提出，只是因为考虑到了法律条文与司法现实之间的存在一些差距，并想借此引发更多的思考，希望我国的法制建设能够日臻完善。也希望国人息事宁人和“厌讼”的传统习惯能得以改善，能够善于运用诉讼来寻求法律的救济。


参考文献
[1]江伟，《民诉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2]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7 年第 5 期
[3]薛江武，《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参见网页：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559
[4]赵 钰，《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参见网页：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1188


要式交付——电能物权变动公示方式探析

王重阳

电（能）原本为普通的自然现象，后科学渐次发达，尤其是自1831年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电磁感性现象以来，电能逐步为人类认识、控制和使用。经过多年探索、开发和利用，电力工业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最重要的支柱产业，电能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供用电合同[1]的标的物，以电能供应与使用为核心的交易每时每刻都在供电企业和用户之间发生。现代社会，电能已成为民法物权制度中难以回避的客体类型，然而，法学理论却对电能物权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立法中也出现了将诈骗定性为窃电行为的错位。本文拟从民法物权的基础理论出发，就电能物权变动公示问题作一探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作为物权客体的电能
电能被人类有效控制、利用以前，作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其当然不能成为民法物权的客体。即使在电能被有效支配、利用以后，由于其缺乏有形、有体的自然特征，也曾被排除在日、德等国民法典的视野之外。德国民法第90条就规定：本法所称之物，谓有体的标的[2]。在日本，由于民法第85条有“所谓物是指有体物”的规定，而刑法第245条作了“电气视为财物”的表述，关于刑法是否也应与民法一样把财物限定为有体物的问题，理论和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还形成了“有体性说”和“管理可能性说”两种对立的观点[3]。我国民法未有明确规定，但理论和实务均持这种观点，即无体物非民法上之物，只能依所涉问题类推适用民法相关规定[4]。
电能毕竟在现代社会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电能为标的物的频繁交易在供电企业与用户之间已是寻常生活，显然，民法不能对社会现实熟视无睹，电能也不应成为民法概念丛林中有体、无体之分的牺牲品，单从交易观念出发，电能也应成为物，至少也应作为物来对待，现代诸国民法典多明确规定电力等自然力为可支配的物[5]。我国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就电能供应与使用问题，专设第10章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二、要式交付是电能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
（一）电能的物理特性
电能虽为民法物权制度的调整对象，但相对于其他物权客体，它也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首先，电能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储存[6]，即发即用，发、输、配、供、用几个环节必须同时完成；其次，电能没有形体，不能为人感知，属于自然力的一种，但可为人支配，也可作价计量；再次，电能蛰伏于电网，任何联结电网的导线将产生“等电位”的现象，无论该联结是否为电网产权人发现或认可；最后，任何带电的导线若带负荷，就会消耗一定的电能，未经计量而消耗的电能，其价值很难甚至无法进行回溯或估算。
（二）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
交付，最初是指对物的实际控制即直接占有的转移，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交付的概念也从直接占有的转移扩大到间接占有和代理占有的转移，交付方式日渐增多。罗马法上，交付指当事人以转移所有权的意思，由一方移交物件于他方的行为，所有权让与人与受让人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是交付的必备要件。现代法、日等国民法认为，所有权的转移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不以交付为要件，交付实际上是指转移标的物占有的行为。在德国民法上，所有权的转移原则上以交付为必要条件，交付被视为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基于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因而成为物权契约的一种[7]。在现代各国民法，无论是意思主义法制，还是形式主义法制，都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也都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
交付有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两种。现实交付，是指动产物权的让与人，将其对动产的直接管领力，现实地转移给受让人，通常所谓的交付就是这种情形，此为交付的常态。观念交付则非真正的交付，它是动产占有在观念上的移转。观念交付是法律为了顾及交易的便捷而在特殊情形下，采取变通方法替代现实交付的交付，又称交付之替代[8]。通常而言，观念交付有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三种情形[9]。
（三）要式交付是电能的交付方式
电能属于动产，其物权变动公示方式亦不外乎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两种。在供用电合同中，电能的转移在供电企业和用户之间直接进行，不属于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等观念交付类型。供电企业与用户间的电能交付属于现实交付，但又区别于通常的现实交付。通常的现实交付，多通过简单移转物权客体的方式进行，无需其他特别方式、形式或条件，如农贸市场里商户将一捆芹菜递给顾客，顾客接过芹菜后交付即告完成。电能特殊的物理属性，尤其是导线联结电网即产生“等电位”的性质，决定了电能的交付方式绝非一般动产的现实交付。我们认为，合法有效的电能交付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
1.须有完整的用电计量装置
用电计量装置，是记录用户使用电能量多少的度量衡器具，包括各种计费电能表（有功、无功电能表及最大需量表），计量用的电压电流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电能计量柜箱等。计费电能表和电压电流互感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就计费电能表，按相别可分为单相、三相三线、三相四线等，按功能及用途可分为有功电能表、无功电能表、最大需量表、复费率电能表、多功能电能表、铜损表、铁损表等，按工作原理可分为感应式、电子式、机电式等。为保障正常的供用电秩序，顺利完成供电企业与用户之间的电能交易，杜绝违章用电甚至窃电行为，防止单方在计费电能表上做手脚，任何电能表都必须保持完整，实践中多采取对电能表进行铅封的方式，并规定除特定计量检定机构专业持有封印钳模的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自行开启，当然也包括供电企业和用户在内。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31条规定，伪造或者开启法定或授权计量检定机构加封的用电计量装置封印用电的，视为窃电行为。所以，用电计量装置在交付过程中，必须保持完整，否则将影响电能交付，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电能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10]。私自转移、占有、消耗电能的行为不是电能交付的合法途径，也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交付行为，只是窃电者单方的行为罢了，如同农贸市场里顾客偷偷占有商品的盗窃行为。
2.用电计量装置须向供电企业登记
基于自然垄断的特性，电能实行特许经营。电力法第25条规定，供电企业实行许可的经营方式，一个供电营业区只设一个供电营业机构。垄断的供电经营模式，决定了特定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企业是唯一的，供电企业从方便管理和规模经营的实际出发，对用户的用电情况实行核实，并对用电计量装置进行登记。这里的登记并非不动产物权公示的登记，登记机构也不是行业管理机关，只是供用电合同中恒定不变的供电人一方。《供电营业规则》第16条规定，任何用户新装用电，都应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办理手续。由于供用电合同是格式合同，供电企业负有强制缔约义务，对用户的申请，供电企业一般都会以申请资料为基础，对该用户进行审核登记，根据电力营销系统的提示，排列并配发给用户一个专用编码，即通常所谓的“户号”。在本供电营业区，该“户号”就是供电企业与用户进行用电结算的专用通道。不提出申请并经供电企业登记，意味着供电企业与用户之间没有建立供用电合同关系，不取得用电专用“户号”，即使用户自己加装了用电计量装置，供电企业也不会予以认可，一经发现，仍将按窃电行为处理。
其实，用户提出申请的行为，是用户请求缔结供用电合同的要约行为，供电企业对用户申请进行受理确认，是缔约中的承诺行为。专用“户号”是合同成立时伴生的副产品，但该“户号”却是用电计量装置与供电企业发生电能交付必备的形式和条件。
3.须有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
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是指相互连接供电设施的资产归属在地理上或电气上划开的位置，对此，《供电营业规则》第47条作了具体规定。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是供电企业就标的物向用户进行交付的地点，也是供用电合同的履行地，正是由于产权分界点具有判定电能交付与否的功能，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的物理界点有了不同寻常的法律意义，它不但可以厘清供用电双方对电力设施的产权分界，也宣示了不同产权电力设施上电能的不同归属。依据民法基本原理，供电企业交付后的电能导致触电事故的赔偿责任就应由用户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1〕3号”）第2条、《供电营业规则》第51条和《农村安全用电规程》第7.9.1条等都是以此为原则进行规定和处理的。
4.电流须通过上述计量装置越过产权分界点到达用户侧
联结电网的导线具有“等电位”的属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否通过上述用电计量装置进行联结电网的导线，都会产生带电的现象。此时，如果该带电导线连及负荷，就会发生电能做功现象，其结果就是消耗一定量的电能。如果不强调电流必须通过完整的、经供电企业登记的用电计量装置的限制条件，就可能产生用户事实上占有、使用、消耗了电能而供电企业无从知晓的情形。这种情况下，用户消耗的电能其实是未经交付的电能，其所有权仍属于供电企业。用户采取秘密的、事实占有的方式消耗供电企业的电能，其行为实质就是窃电，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一般说来，用电计量装置原则上应加装在电力设施产权分界处。《供电营业规则》第74条规定，若产权分界处不宜装表的，对专线供电的高压用户，可在供电变压器出口装表计量；对公用线路供电的高压用户，可在用户受电装置的低压侧计量。当用电计量装置不安装在产权分界处时，线路与变压器损耗的有功与无功电量须由产权所有者负担。在计算用户基本电费（按最大需时计收时）、电度电费及功率因数调整电费时，应将上述损耗电量计算在内。
基于电能特殊的物理属性，我们认为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能完成电能从供电企业向用户的交付，实现电能所有权的转移。相对于一般动产的交付方式，电能的交付显然要复杂得多，完整的电能交付，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方式或条件，因此，我们称之为“要式交付”，以区别于一般动产的不要式交付。

三、电能交付中的其他问题
（一）用电计量装置非正常时的电能转移问题
用电计量装置必须完整的同时，还应保持准确正常，《供电营业规则》第79条规定，供电企业应按规定的周期校验、轮换计费电能表，并对计费电能表进行不定期检查，以保证表计正常运转。
用电计量装置非正常，存在两种情形：一是人为恶意造成计量装置不正常，通常表现为用户存在诈骗行为。如用户在用电计量装置上做手脚，使计量装置少计或不计所耗电量，由于供用电合同的存在，使供电企业误认为表计数据即为用户实际所耗电量，供电企业又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作出了只收取表计显示电费的表示，从而认可已交付电能的行为。正是由于用户在用电计量装置上做了手脚，隐瞒事实真相，才使供电企业信以为真并作出处分，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电能的目的，这些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特征。《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31条第5项“故意使供电企业的用电计量装置不准或者失效”即属于此种情形，但该行政法规却将其认定为盗窃行为，值得探讨[11]。该种情形下的交付不产生转移电能所有权的效果。如果用户存在《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31条第2项“绕越供电企业的用电计量装置用电”的行为，由于用户采取了不为供电企业知晓的方式秘密窃取电能，供电企业对其电能占有的转移不存在处分行为，即没有通过要式交付的方式进行，该行为属于典型的窃电行为，它与第31条第5项规定的诈骗电能的行为存在较大区别。二是其他原因导致用电计量装置不正常的情形，如质量瑕疵、折旧磨损、高温辐射导致用电计量装置不正常等。这些情形下出现的利益失衡，应由民法进行调整。《供电营业规则》第79条规定，用户认为计费电能表不准确时，可提出校验申请。对计费电能表确实不准的，应根据民法不当得利制度，进行电费多退少补的结算。此种情形下的交付依然具有交付的法律效力。
（二）非通过要式交付占有电能的问题
如前所述，电能的物理属性决定了用户即使不通过要式交付的途径，仍然可以接线通电，占有、使用并消耗电能，《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多将这些行为定性为窃电。《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31条第1、2项规定，用户在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或绕越供电企业的用电计量装置用电的，属于窃电行为。这些情形下，用户其实并没有与供电企业正面协商，在订立供用电合同的前提下合法地进行电能交易，而是利用电能的物理特性，擅自从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上移转电能归己所用，显然，其行为属于盗窃，司法实践中也通常是这么处理的。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用户擅自接线用电，为掩人耳目，同样在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加装了完整的用电计量装置，但由于其不具备电能“要式交付”的完整要件，该电能的转移同样没有通过供电企业正常的电能交付方式来实现，实质为窃电行为。
（三）不使用电能计量装置的电能交付问题
现实生活中，绝对多数的电能交易都发生在供电企业与用户之间，是电能交付的常态，但也存在用户与其他用户间的电能交付问题。如房客租用房东房屋，就租赁房的用电问题单独与房主进行结算，此时的电能交付问题如何看待？
房东与房客的用电结算，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在租赁房单独加装用电计量装置，然后房客与房东依照表计数据进行电费结算。这种情形下的电能交付其实就是供电企业与用户之间电能交付的缩影，基本原理相通，大致同样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的要式交付，只是用电计量装置“登记机构”稍异；二是不通过加装用电计量装置的方式进行。房客就所租房屋的用电容量及大致的用电时间基本框算好，通过约定电费总额的方式进行结算。此种情况下当然也发生电能交付的问题，但该类交付属于简化的要式交付，是电能交付的例外。不过，实践中多将电费与房费捆在一起进行结算，是混合合同，并不单独产生电能交付的问题，可视为消耗电能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但无论哪种情况，上家房主的电能获取仍要通过供电企业完全的要式交付来实现。
（四）非合法交付电能导致的触电事故责任问题
经要式交付的电能，所有权已发生转移，触电事故的责任主体比较清楚。对未经合法交付（窃电）而被占有的电能，从民法上看，所有权仍属供电企业，此时若出现触电事故，责任应由何方来承担？
我们认为，该类事故因受害人不同可分为窃电人触电事故和第三人触电事故两种，依肇事线路电压等级和适用归责原则的不同[12]还可进行细分。对于窃电人自身的触电事故，若肇事线路是高压电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23条及法释〔2001〕3号第3条第3项规定，法律责任由受害人自己承担，应免除供电企业的民事责任。法释〔2001〕3号明确规定，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引起的触电事故，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责任完全应由受害人本人承担。对于非高压电触电事故，依照过错责任原则，也应由窃电人自己承担。对于第三人触电事故的法律责任，若肇事线路是高压电的，属于高危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由供电企业和窃电人共同承担比较合理。窃电人私自接电导致第三人触电，是造成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人擅自接线用电，也表明供电企业在管理上存在过失，且供电企业对私接线路内的电能依然拥有权利，当然，其义务也不能解除，因此可适当减轻窃电人的民事责任[13]。当然，供电企业最后可向窃电人进行追偿。非高压电造成第三人触电事故的，供电企业可根据第三人过错的事由进行免责抗辩，该责任应当由窃电者承担。
（五）倒送电是否产生电能交付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电流应是从供电企业一方越过产权分界点到达用户侧的，但实践中也会存在倒送电的情况。倒送电，是指在具备正常的要式交付的条件下电流的反向流动。供电企业因设备检修等情况中止供电后，有自备发电机或双路、多路电源的用户在原线路保护系统未断开的情况下就开始电机发电或启用保安电源，形成了实践中的倒送电现象。倒送电是不正常的，也是相当危险的，因倒送电导致供电企业设备检修人员触电死亡的案件亦不鲜见。在倒送电的情况下，部分计费电能表还会发生“倒转”的现象。那么，倒送电是否发生电能交付的问题呢？我们认为，倒送电不应发生电能交付的问题，理由如下：第一，倒送电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只有用户存在严重过失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操作上严厉杜绝，实践中比较少见，属于例外；第二，根据电力法的规定，电能经营实行行政许可制度，非供电企业不得经营电能，用户倒送电时电能交付的合法基础不存在；第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用户倒送电，计费电能表一般不产生表计数据的变动，而其他如机械表或部分电子表在倒送电时会进行表计数据的负向或正向累加，具备交付的表象，但用户若能证明该累加数据是倒送电产生的，此部分电量不属供电企业交付的范围，供电企业或用户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该交付无效，请求核减相应费用；第四，倒送电虽然具备电能要式交付的表象，但由于其不符合电能交付的实质要件，即电流须通过用电计量装置越过产权分界点到达用户侧。因此，倒送电不产生电能交付的效力。


本文最初发表在《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摘要、关键词、注释等从略，全文请登陆www.cnki.net或通过馆藏期刊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