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4年12月1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994年12月15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章 草原保护
第四章 草原建设和利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以下简称草原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草原是指以生长草本和小灌木、半灌木植物为主并用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草山、天然草地、改良草地、人工草地和河（湖）滩草地。
第三条 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建设、开发、使用草原以及在草原上从事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草原法和本条例。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区的草原管理工作；行署和市、县（区）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草原管理工作。
全民所有制单位依法使用的草原，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第五条 自治区实行草原有偿使用制度，全民所有的草原使用者应当缴纳草原使用费。具体收费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报自治区财政、物价部门审定后施行。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草原的义务，并有对破坏草原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第七条 对在草原保护、管理、建设、利用和科技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八条 草原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草原除外。
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固定给集体长期使用。
第九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草原使用证书，确认其使用权。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多种形式的草原承包经营责任制。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集体经济组织、牧业专业户、联户、农户和个人承包经营。草原承包应当坚持公开、公正和效益的原则，使草原管理、建设、使用相结合。
在承包期内，经发包方同意，承包人可以将承包的草原进行转包，也可以将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者；承包人死亡的，该承包人的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承包期满，承包人对原承包的草原享有优先承包权。
承包人将承包的草原用于发展非畜牧业生产的，发包方有权收回其承包的草原。
第十一条 草原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草原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受到侵犯时，被侵犯者有权予以制止，并有权向草原管理部门控告或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及草原管理部门有责任保护草原使用者和草原承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 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草原法和下列规定办理：
（一）同一地区县与县之间的争议由行署、自治区辖市人民政府处理，县与自治区属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争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处理；
（二）跨省（区）之间的争议，由自治区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与有关省（区）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协商解决。
在草原权属争议未解决之前，双方必须撤出有争议的地区，任何一方不得挑起事端，不得破坏草原及建筑、构筑等设施，不得拆除、移动草原上原有的边界标志。
争议双方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理决定的，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国家建设、乡（镇）村建设和农牧民建房需要征用或占用草原时，依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五条 征用或占用草原时，使用单位和个人，必须做到：
（一）架设线路、铺设管线、建设地下工程等作业完毕后，对凡能利用的土地，进行表层土壤回填，恢复草原植被；
（二）对与群众生活及牧业生产有关的水源、渠道、道路、桥梁和草原建设设施予以保护，不得擅自阻断和破坏；
（三）按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规定支付补偿费。

第三章 草原保护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草原资源。享有草原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建设草原的责任。

第十七条 自治区和草原面积较大的市、县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草原监理机构，配备专（兼）职草原监理人员，负责草原监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受县级人民政府委托，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草原监理工作。
第十八条 禁止擅自开垦草原。需要开垦草原时，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已经开垦并造成草原沙化或严重水土流失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其限期封闭，恢复植被，退耕还牧。
第十九条 自治区对草原上的甘草、麻黄、发菜等药材资源和经济植物实行培育保护为主的原则，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引导、鼓励和扶持人工种植甘草和其他经济植物。
第二十条 自治区严格控制野生甘草收购指标，年度收购计划由自治区医药管理部门会同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制订，经自治区计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下达。
采挖野生甘草必须凭县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医药管理部门发给的甘草采挖交售证，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范围内采挖，并保留部分母株，随挖随填，不得异地采挖野生甘草，也不得擅自到他人享有固定使用权或承包的草原上采挖。
野生甘草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按计划统一收购。甘草出境必须持有自治区医药管理部门签发的《甘草出境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和贩运甘草，也不得在农贸市场上出售甘草。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限制兴办以甘草为原料的生产企业。
采挖交售野生甘草者，一律按甘草交售额的3％缴纳草原建设费；药材公司按野生甘草收购额的1％缴纳草原建设费。草原建设费由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草原上滥搂柴草、烧生灰、铲草皮。
第二十二条 禁止擅自在草原上开辟便道。机动车辆行驶确需开辟便道时，由当地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固定路线，不得离开固定路线行驶。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做好草原病、虫、鼠害预测预报工作，建立预测预报点，研究和推广综合防治方法。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草原防火工作，制定草原防火制度和公约，严防草原火灾。
第二十五条 禁止擅自猎取和捕杀草原上的鹰、雕和鼬科动物及其他益鸟益兽。
第二十六条 不得擅自向草原排放工业废气、废水和废渣。

第四章 草原建设和利用
第二十七条 草原建设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草场资源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形式增加草原建设的投入。
第二十八条 实行以草定畜，禁止滥牧过牧。各行署和市、县（区）、乡人民政府应当定点、定期预测牧草贮存量，掌握草产量动态，规定合理的载畜量。放牧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期淘汰超载牲畜。
第二十九条 各市、县（区）、乡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建立草原封育轮牧制度，使草原的利用、休闲、更新交替进行。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单位和个人进行人工种草、草原围栏和草原改良，建立牧草种子基地，培育和引进优良牧草品种，促进草原建设。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建立育草基金制度。除国家专项草原建设经费和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草原建设费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牧业税和绒毛农业特产税的部分收入、草原有偿使用费、草原管理罚没收入及社会资助的草地建设、种草绿化资金纳入育草基金。
育草基金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使用育草基金时，由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制订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财政部门核拨。
第三十二条 各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草原使用单位和个人有计划地建设好草原，鼓励、扶持集体和个人投资建设草原。集体和个人投资建设的草原，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破坏草原及建筑、构筑等设施，拆除、移动草原上边界标志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可并处以重建或制造该设施和标志物所需费用二至三倍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未做好表层土壤回填、恢复草原植被的，责令其限期进行表层土壤回填，恢复草原植被；情节严重的，并处以被破坏草原年平均产值五至十倍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阻断或破坏水源、渠道、道路、桥梁及设施的，责令其限期修复或重建相应设施，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可并处以修复或重建该设施所需费用二至三倍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擅自开垦草原的，责令其停止开垦，限期封闭，恢复草原植被，并处以每亩100—500元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采挖野生甘草的，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制止，没收其采挖的甘草和采挖工具，并视情节轻重处以采挖甘草价值一至五倍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擅自收购、贩运甘草和在农贸市场上出售甘草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没收，交药材公司收购，并处以所没收甘草价值一至五倍的罚款；对使用的机动运输工具，并处以每吨位100—1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擅自在草原上开辟便道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处以被破坏草原平均年产值五至十倍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猎取益鸟益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擅自向草原排放废气、废水和废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处罚，除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外，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市、县（区）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并执行。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当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既不申请复议、又不起诉、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 依据本条例进行的罚没收入，使用财政部门的统一罚没凭证，其罚没款上缴当地财政部门，全部纳入育草基金用于草原建设。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3年9月12日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草原管理试行条例》同时废止。



1994年12月15日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初探

熊晓峰

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取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生效。《救助办法》的制定是一个进步，使一些确因生活困难而流浪的乞讨人员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因种种原因，在执行中却遭遇了一系列难题。一些大中城市繁华路段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大增，与现代化大城市发展不相适应，影响城市形象，影响市容，又严重危害城市社会治安秩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了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有必要对城市日益增多的乞丐进行管理和控制。问题是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究竟该怎么进行管理？对于拒绝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管理中缺乏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成为一个新的管理盲区，如何对流浪乞讨者进行管理，这已成为全国各城市的一大难题，亟待从政策上、法律上和管理上加以解决。
我们看到，从去年１２月份开始，全国很多地方相继设了“禁讨区”，合肥市等地还通过报纸发表《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劝导市民不要直接向乞讨者施舍。在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限制乞讨的规定措施后，对于乞讨是否一种权利、限制乞讨是否侵犯人权议论纷纷，对于流浪、乞讨是否属于人权，是否只有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才属于人权，宪法未规定的不属于人权等等展开了讨论，这些问题已超越了单纯的法律层面，不是本文所能探讨的。但对于流浪、乞讨是否属于一种权利，实质上已不是一个问题。国务院颁布的《救助办法》明确了对于此类人员是自愿救助，虽没有在文字上明确地指出来，但其所隐含的意义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流浪、乞讨不是犯罪、流浪乞讨行为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既然法律法规不禁止，实际上就是默认了此类行为的存在的合法性。
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实现小政府、大社会，通俗地说就是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所谓该不该由政府管，也就是脱离了政府的监管是否还能自行正常运转。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认识到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不宜过多地介入，而实际中对于社会事务总还认为离了自己不行，热衷于设立各种各样的机构、办公室加强管理，实践证明，机构的增加、人员的膨胀并不带来所预期的理想效果，甚至起了反作用，就拿收容遣送办法来说，本来是针对盲流的，在实践过程中却逐渐异变，甚至成了创收的工具与手段，直至产生了孙志刚事件。我们返过头来再说，即便以收容遣送办法这样简便的程序、严厉的手段都没有杜绝流浪、乞讨现象，反倒愈演愈烈，现在我们又怎么能期望在所划定的区域内能杜绝流浪、乞讨行为呢？从广州等地的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这些人或者跟你打游击，你来我走、你走我来，你总不能每天24小时都蹲在这里吧，或者干脆就不理踩你，你又能奈我何，反正你又还能强制把我拖走，也难怪会有人提议要恢复强制手段了。现在的职业乞讨人员，肯定不是“生活无着”的，他们当然不会“自愿地”接受“救助管理”，因为这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而需要救助的，要不就是并不承认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要不就是救助管理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反而使他们受到束缚。还有一部分人，譬如走失的精神病人、痴呆老人，以及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都是没有行为能力或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他们又怎能“自愿地”接受救助呢？所以，呼吁市民不要施舍是不解决问题的。同样，这些地方出台的限乞规定可能会同禁放鞭炮的规定一样最终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对于这个人群的救助是当务之急，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就是这样一个转变的开始。它是一个更加有人文关怀的制度。它意味着对于流浪乞讨、无业人员不再以清理为目标，而是以救助为原则。对于目前出现的问题，也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城市管理必须以人性化管理、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时候，如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城市管理与被管理者始终是一对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首要的是要依法进行管理，重要的是要体现人文关怀、文明形象。国家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由原来的遣送改为救助，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社会进步和法制的完善，而且也体现了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人格尊重。
转变城市管理观念，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这部分人群的存在。首先要解决的是出于形象考虑还是基于人道主义。我们不能认为，城市中出现乞丐，出现外来的无业人员，就一定要清理收容，以维护城市秩序。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办法，解决的也只是表面问题。
转变城市管理观念的根本一点就是以人为本，在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城市管理的同时充分显示对人的尊重。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引发了无数的证明与反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虽不能认定凡是存在的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至少说明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都存在着乞讨的现象。甚至在美国等一些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度里，也存在一个文化乞丐沿街乞讨的现象。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而千百年来的乞丐文化也同样源远流长，民间对于乞讨现象大多数还是能够接受的。流浪、乞讨的历史非常漫长，要考证其起源几乎不可能，“嗟来之食”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之时这种现象已较常见。流浪乞讨虽然始终是一种边缘行为，但没有哪个社会明确宣布其为非法；在社会危机时期，比如大灾之年，它更是正常社会体制的必要补充，中国古代正史中就多有“流民就食”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流浪、乞讨人员的大量聚集常常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历朝历代都较重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但官府不直接出面，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管理，我们在《三言两拍》中常见的团头即是乞丐头，他要向官府负责，担负起管理乞丐的职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行使民间组织的自治职能。新中国建立以后，流浪乞讨和卖淫嫖娼之类“丑恶的社会现象”一起被消灭，“收容遣送”应运而生，“收容遣送”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那时候，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把你拧在哪里是不准随便挪动的。但即便在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的年代，也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流浪、乞讨人员从未真正杜绝过，还有的基层组织出具介绍信为外出流浪、乞讨提供证明。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对人口的流动迁徙逐渐开禁以后，这项制度就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普遍推行了“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了身份证制度，废除了商品粮制度，阻止农民流动迁徙的制度性障碍已经越来越弱。如果说在城里还有许多使他们难以安身立命的条条框框，但在农村已经没有任何阻止他们外出的有组织的力量。《收容遣送办法》是1982年基于当时的国情而制定的，主要内容是对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这项制度在保护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权益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收容遣送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实际的需要，再加上一些地方违规操作，将适用对象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扩大到“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收容遣送制度已经蜕变成一项无效的制度。在民政部门内部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笑话：执行遣送任务的人还没有回来，被遣送的人倒先回来了——前者坐火车，后者坐飞机。现在废除这项制度，正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做法，符合我国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国情，是法制上的进步。
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很复杂，应该区别对待，对于那些真正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政府给予帮助、关爱是必须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与爱护。只要不扰乱别人的生活，合法的乞讨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背景下，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人只能依靠乞讨谋生。我们必须尊重并保障他们乞讨的权利。乞讨者中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我们抨击的是一些不文明的乞讨者，相当多的人之所以对乞讨现象反感，并不是因为乞讨行为本身，而是由于种种不当甚至违法乞讨现象的存在。设立禁讨区的一刀切做法虽然在禁讨区内对这些现象可能会起到遏制作用，但同时却也侵犯了那些文明乞讨者的正当权利。
但是，城市中，有些所谓的流浪乞讨人员并不是真正的流浪乞儿，明明有生活能力，不自食其力，如果给了他们方便、照顾，会不会养成他们的依赖思想，因而不思进取，造成社会的不良风气？我们可以看看国际经验。譬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大批的农民沦为“流浪汉”，英国政府把他们关进“习艺所”，在酷刑威逼下进行强迫劳动。这种政策受到了人权卫士们的强烈批评，这导致了以后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逐渐减退的“济贫法”和“新济贫法”的相继出台，最终在上个世纪中期演变为以人权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但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不养懒汉”的基本价值判断是不变的。在当代失业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的限制条件在一些方面可能更严于中国的低保制度。
救助站的目标本来就应该是救急不救穷的，国外称之为“中途宿舍”。因此，救助站不能将“乞讨者”养起来，哪怕他们怎么“自愿”也不行。但是，把他们“遣送”（或“护送”、“劝说”等等）回家也是无效的，因为没有任何人或者社会组织能够限制他们的再次出外乞讨。再者，“收容”起来强迫劳动更不可行，这恐怕会造成新的“孙志刚事件”。救助制度本身有一定的短处：它规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１０天，同时规定将流浪乞讨人员送回原籍。这原本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具体到流浪乞食者的情况，这样的规定却显得无力。因为它无法解决流浪乞讨群体长期的困顿，对于原本就是在老家呆不下去了的他们而言，送其回原籍只能是一次毫无现实意义的“旅行”。而另一方面，一个充分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尚未成型。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给予是一种最直接、成本也最低的施助方式。应该看到，那些真正的乞丐能放下尊严前来进行乞讨，一是因为穷困或碰到了灾难，二是从侧面反映出了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一个状况。在他们不强行索取，影响交通、影响路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他们的乞讨行为应视为他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他有乞讨的权利。
对于流浪、乞讨人员主要来源的农村来说，缺的是使农民在遭遇任何社会经济风险时都能有最起码的生存保障的国家承诺，也就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除了那些实际上是靠“诈骗”在攫取城里人财物的职业乞丐以外，真正生活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残疾人就不会再与他们混在一起。从国外（境外）——譬如英国、加拿大、日本、香港等等——传递回来的相关信息表明，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乃是使乞讨现象大幅度减少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目前还做不到，但是，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他们类似于我们的低保制度的“综援”制度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目前而言，我们首先要坚决依法查处强讨恶要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法坚决查处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各种违法行为，特别是对在公共场所或交通工具上强讨恶要、纠缠行人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对组织、指使、教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或者残疾人实施强讨恶要等行为的，予以从重处罚；严厉打击以乞讨为掩护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对纠集乞讨人员在公共场所实施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的犯罪团伙，坚持露头就打，重点打击组织策划者和犯罪团伙骨干，严防其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其次，对于拐卖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拐骗、租借儿童，压榨少年儿童乞讨牟利的；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组织、参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乞讨团伙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再次，医疗单位对送来救治的属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传染病人的流浪乞讨人员，在其病情基本稳定后，应告知或护送其前往本市民政部门救助机构求助。民政部门对属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情况的流浪乞讨人员，应积极查找并通知其亲属、所在单位接回。对无法找到其亲属、所在单位或其亲属、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应通知其户籍或住所所在地民政部门接回。须跨省接领的，应向省民政部门报告，由省民政部门按规定办理。
最后，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未满16周岁的流浪乞讨人员，直接送民政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或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收容抚养。对智障人员和无危害社会治安行为且非患危重疾病的精神病人，一律送救护站。对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精神病人，直接送至定点医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