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在环境保护系统贯彻实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五年规划
（2005年12月19日发布）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全国环境保护系统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结合环境保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2005年——2009年）。

　　　　一、指导思想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环境保护系统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创新管理方式，提高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效能，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环境合法权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环境保护事业健康发展。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提出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建议，制定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符合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充分反映环境保护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初步建立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环境保护决策机制和制度体系。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环境信息要做到全面、准确、及时、权威；保障社会公众依法参与环境保护决策；环境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得到全面实施，环境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环境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环境权益得到切实保护。

　　　　——环境行政执法程序得到遵守，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得到规范。

　　　　——环境保护部门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与所承担的责任紧密挂钩，与环境保护部门自身的利益彻底脱钩。环境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层级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

　　　　——环境保护系统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明显提高，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增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环境管理。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环境立法工作，提高环境立法质量。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遵循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制定环境立法工作计划，逐步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为加强环境监督管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建立并完善环境立法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和环境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起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草案，要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征求意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召开立法听证会、座谈会或者在本局（厅）网站和有关环境报刊上公布环境立法草案，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要积极探索建立对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说明制度，不断完善立法工作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听取专家、第一线环境管理人员、管理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促进环境立法质量的提高。

　　　　建立环境保护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定期评估和定期清理制度。环境保护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其确立的环境管理制度实施之后，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将评估意见报告制定机关。制定机关要定期清理环境保护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根据实施情况和实施机关的评估建议及时地按照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二）完善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健全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环境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完善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制定和完善环境决策的规则和程序，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环境决策。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的事项、依据和结果都要向社会公开。决策事项涉及其他单位的，必须事先协调沟通、听取意见、充分协商；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必须以公示、听证会或者座谈会等形式听取群众意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草案建议、环境标准、环境管理政策和重大措施、环境保护规划、投资预算安排、重要项目审批等重大决策及重要事项，应当由环境保护部门局（厅）务会议或局（厅）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环境保护部门要定期对重大环境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要加强对环境决策活动的监督，完善环境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

　　　　（三）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改革行政管理方式。

　　　　继续深入学习、理解和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凡是违反《行政许可法》规定设定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事项，一律予以取消。对于保留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要进一步明确许可条件、许可程序等内容。对于实际工作确需设立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要充分调研和评估，依法提出设立行政许可的立法建议。

　　　　进一步改革环境行政管理方式。要将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事前行政许可与事后严格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间接管理手段、动态管理机制和事后监督检查，提高环境行政监督管理效率和水平。

　　　　实行环境行政审批综合办公。要根据实际情况建设综合办公大厅或者进入当地政府组织的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大厅实施环境审批，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审批综合办公的规章制度，公布环境行政许可项目、许可条件、许可程序、许可结果，进一步提高环境行政审批办事效率，方便社会公众。

　　 （四）理顺环境保护执法体制，规范环境执法行为。

　　　　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减少行政执法层次，下移执法重心，基本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环境行政执法体制。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行使执法职权，不仅要遵守环境保护的实体法规定，还要严格遵守行政执法的程序法规定，特别是环境保护的现场检查程序、环境许可和审批程序、环境行政收费程序、环境行政处罚程序、环境行政复议程序以及行政应诉程序、行政赔偿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并使用国家规范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要建立健全环境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定期对行政许可、排污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行政执法案卷进行检查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纠正。

　　　　（五）全面推行环境行政执法责任制。

　　　　依法界定执法职责。要梳理执法依据，梳理清楚环境保护部门所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三定”方案的规定，明确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的行政执法职权。要分解执法职权，将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行政执法职权分解落实到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内部的具体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不同层级的执法机构和不同的执法岗位之间的职权要相互衔接，做到执法流程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要确定执法责任，根据有权必有责的要求，在分解执法职权的基础上，确定环境保护部门内部不同执法机构和岗位的执法人员的具体执法责任；根据行政执法人员违反法定义务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其应当承担责任的种类和内容。

　　　　建立健全环境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环境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对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及其环境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行政执法职权和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进行考核，内容包括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规定，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执法权限，适用执法依据是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行政执法决定的内容是否合法、适当，行政执法决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结果，案卷质量情况等。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要建立环境行政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对有违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环境执法部门和有关环境执法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进行处理。

　　 （六）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加强对环境行政行为的监督。

　　　　建立内部与外部相结合，多种监督手段综合运用的监督机制。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通过健全内部的法制工作机构、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执法主体内部的自我监督；通过实施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和重大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备案制度、环境行政执法情况统计报告制度、环境行政复议制度，强化环境保护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通过实施案件移送制度、环境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通过实施人大政协提案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和报告制度，自觉接受人大和政协的监督；通过实施重大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公示和听证制度、环境信访制度，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通过实施重大环境情况通报制度、环境质量公报制度、空气质量日报制度、重要河流断面水质报告制度以及其他重要环境信息公告制度，接受社会舆论监督。

　　 （七）加强环境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环境监管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

　　　　建立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法制培训制度、重大决策前法律咨询审核制度，提高各级环境保护部门领导干部依靠法律手段进行环境监督管理的能力。积极探索领导干部任职前实行法律知识考试的制度。

　　　　加强对环境监督管理人员环境保护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法律素养，提高依法实施环境监督管理的水平。对未通过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的执法人员，不予核发环境执法证件，不许从事环境执法活动。

　　　　提高环境执法队伍装备水平，完善环境执法技术手段。

　　　　建立环境保护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的考核制度，将考核情况作为公务员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作为任免、晋升、奖惩的重要依据之一。

　　　　四、工作步骤

　　　　贯彻实施《纲要》的第一个五年（2005年—2009年），可分为三个阶段执行：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根据《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本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工作部署，参照本五年规划的相关要求，从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出发，确定本单位五年期间依法行政的具体工作任务和措施。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按照本单位确定的五年期间依法行政工作任务和措施，安排好年度的工作任务，分层次、有步骤、有重点地认真组织实施。

　　　　第三阶段：检查和总结阶段（2009年）。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工作部署和本单位依法行政的工作任务、措施，在各自管辖范围内组织开展检查和总结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研究并提出改进的措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要将贯彻实施《纲要》的工作总结抄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高度重视《纲要》的贯彻落实工作，加强对《纲要》贯彻落实工作的指导协调、督促检查和总结考核；确定专门的机构或者指派专人具体负责《纲要》贯彻落实的日常工作；保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所需经费，确保依法行政工作的顺利开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成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局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办公厅、规划司、法规司、人事司、科技司、污控司、生态司、核安全司、环评司、环监局、国际司、机关党委、监察局主要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协调总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有关工作；审定总局有关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内部职责分工、工作制度和保障措施；审定总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监督检查总局依法行政推进工作的进展情况。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推进依法行政的日常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司。

　　　　（二）健全责任制度。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建立“一把手总负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考核、有总结，确保本单位依法行政的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三） 充分发挥环境法制工作机构的作用。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重视加强内部法制工作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骨干、参谋和助手作用。


关于反垄断法中“总则”的立法争鸣

王 巍

摘要：商务部推动的《反垄断法》制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加快我国反垄断立法的进程和提高反垄断立法的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内外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界人士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 第一章“总则”展开评说并发表建议。本文对有关“总则”的争鸣加以梳理和评介，以期对今后的立法和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经营者；特定市场

为健全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加快反垄断法的立法进程，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人士围绕《反垄断法》(送审稿)集思广益，针对第一章“总则”的7条内容各抒己见，对一系列总括性和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澄清和厘定。现将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加以简要梳理和评析，以求抛砖引玉。

一、《反垄断法》（送审稿）第一章“总则”的条文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从事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或影响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
第三条（垄断行为的定义）
本法所称垄断行为，是指排除或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垄断行为包括：
（一）经营者之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三）经营者过度集中；
（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四条（经营者、特定市场的定义）
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在特定市场内从事商品经营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本法所称特定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期间内就某种商品经营所涉及的区域范围。
第五条（政府的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六条（主管机关）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设立反垄断主管机构，依法行使职权，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
第七条（社会监督）
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垄断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垄断行为。

二、关于《反垄断法》（送审稿）中“总则”的立法争鸣

（一）“总则”第一条规定了立法目的（或立法宗旨），对反垄断法的基本定位是“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相比于《反垄断法》（草拟稿）第一条（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更明确地强调对垄断行为（而不是垄断状态）的制止，对竞争的维护也更具有弹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公平竞争），注重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同时，删除了“保护经营者”的措辞，将反垄断法的立法取向明确限定在消费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三个基准上。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从世界范围内竞争制度和政策的发展观之，“竞争”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垄断法所有原则的最高概括，正如国外权威人士所说，市场竞争永远都不存在过多或过分的问题，竞争永远只会处于不足的状态。面对发达国家先有市场竞争后有政府管制，而中国是政府在倡导建立市场这一现实，如何从更多的政府管制转到市场自由竞争上，这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中国反垄断法不仅要保护竞争，更要培育和促进竞争，因此必须在强化与放松政府管制、限制与引入自由竞争之间作出抉择。有外国资深人士认为，市场的开放会自然形成良好的竞争，而用专门的法律人为地、刻意地分割市场只会让竞争者逐渐失去斗志。如此看来，中国反垄断法必须以竞争原则为基准，在效率原则与非效率原则之间谋求一种动态的均衡。
通常而言，垄断既可以是一种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状态，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都认为处于垄断状态并不违法。外国专家指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应该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状态，通过良好的产品质量和低廉的价格而获得垄断的状态并不能被认定为违法。由草拟稿到送审稿的变化，可以看出，立法者实际上是采纳了外国专家的建议，将第一条中的“制止垄断”改为“制止垄断行为”，并在其他条文中对“垄断行为”做出了界定。
我国学者强调“维护公平和自由竞争”，即认为反垄断法特别强调保护自由竞争，其所反对的“限制竞争”实际上就是缺乏竞争的自由，反垄断的目的就是要为经营者提供自由竞争的机会。因此，建议既重视公平竞争，也重视自由竞争，二者不可偏废。还有学者指出，将“维护公平竞争”改为“维护竞争”，其理由在于美国和欧盟的“公平竞争”有特别的含义，通常情况下，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往往是与欺骗消费者、欺诈行为、虚假广告等相联系的。我国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果在《反垄断法》中加上“维护公平竞争”，这可能使人将其误解为其他法律。“维护竞争”能使人很清晰地将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区分开来。的确，国人已经被本土化的概念所“俘虏”，对“保护公平竞争”的理解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迥然相异。有专家也指出，在第一条中不能单独体现自由竞争，而应同时规定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两个方面，这才符合中国的传统。送审稿中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这一富有弹性的措辞，实际上是汲取了专家学者们的建议，并把“竞争”提升到“竞争秩序”这一更高的价值层面上，彰显了立法的前瞻性。在我国现有的国情之下，反垄断法不仅要保护竞争，而且要促进竞争。有学者还建议，将“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纳入立法目的，并切实将其精神贯穿反垄断法的始终。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国有经济体制的安全，在我国反垄断立法中应引入“有质竞争”的概念。
原来的《反垄断法》（草拟稿）中，实际上确立了“四元”的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这四个方面予以一体化的保护。反垄断法不可能是一个大而全、什么都管的法。在国外的语境中，反垄断法旨在谋求消费者福祉（consumer welfare）的最大化和经济环境（economic conditions）的最优化，保障自由市场中的竞争。简而言之，反垄断法最根本的目的是保护竞争，保护好竞争也就能保护好消费者的利益。我国法律实务界人士认为，不必规定保护经营者，因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和消费者利益，经营者受益是一个现实的过程，并不是反垄断法的目的。同时，反垄断法在立法和执法时应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为竞争之本。目前的《反垄断法》（送审稿）已经删除了“保护经营者”的措辞，将反垄断法的立法取向明确限定在消费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三个基准上。尽管也有法律实务界人士对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表示疑惑，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衡量的标准，国外反垄断法将其作为重要标准的情况并不多见。但立法者保留“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内容，也有自身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如何在反垄断执法和司法中明晰“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即确立一个可衡量、可预期的标准。
一国的经济理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适用也有很大影响。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念包括效率原则和非效率原则，法官在考虑具体的案件时采用哪一个原则，将可能直接影响反垄断案件的结果。抽象的、笼统的、多样的反垄断法原则，将使得反垄断法在具体适用中具有相当的不可预见性。有实务界人士建议，如果有必要，可以在效率原则和非效率原则的诸多细化原则中，建立一个原则的适用等级。例如，优先适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原则。对此，国内专家认为，“适用等级”的设想在实践中会很困难，不切实际。回顾早年美国《谢尔曼法》依据的前提：自由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如此看来，潜藏在反垄断法背后的价值需求是多样的，不仅有经济的，还有政治的，以及社会的。传统反垄断法将视野集中于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事实上遵循的是非效率原则优位。在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念对反垄断法原则的深刻影响下，发达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竞相采纳“效率来自竞争”的经济效益原则。国外反垄断法对效率的追求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任何国家都希望本国的企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我国反垄断法也应在具体条文上体现效率原则。如果采纳一个较为“中庸”的方案，那就是反垄断法既要体现效率原则，也要体现非效率原则，二者应该兼顾。也有国内学者指出，我国的反垄断法，在进行价值取向时，不能把效益、公平、安全三者之中的任何一个绝对化。三者在价值系列中的次序要依社会需要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国现阶段，从整个社会经济角度看，在维护社会经济安全稳健运行前提下，选择效益优先的原则，只有在高效益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在总体上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确立高起点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关系。而在市场竞争关系上，必须兼顾效益与公平，实现二者和谐内在的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一方而忽视或否定另一方。

（二）第二条规定了适用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调整对象。草拟稿与送审稿的第一款相同，但第二款存在细微差别。原来草拟稿第二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从事违反本法规定，并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或者影响的行为，适用本法。”而送审稿第二款则强调“垄断行为”，表述更准确、更贴切。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
科学、合理地界定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是立法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专家学者们整体上赞成“宽外延”的立法思路，即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在境内发生的垄断行为和在境外发生的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或者影响的垄断行为。有学者认为，第二条第二款对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做出规定是很有必要的。自从美国首开先河以来，域外适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已做出一定限制。我国反垄断法也应对域外适用做出必要限制，无限制地主张域外适用按照“效果原则”也很难施行。因此，可以对第二条第二款中的“限制”作必要限定，改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直接的、实质性的、可以合理预见的限制或者影响的行为”。但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产生限制”是客观的、可以衡量的标准，需要限定的是“影响”。“影响”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立法需要限定的是直接影响；“影响”有实质性影响也有非实质性影响，域外适用应仅限于实质性影响；“影响”有可预见的影响也有不可预见的影响，反垄断法的着眼点应是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反垄断法出台后，相关实施细则对反垄断法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外国法律实务人士指出，原来草拟稿第二条第二款中的“违反本法规定”在逻辑上不合适，因为首先对法律进行适用才能决定是否违法。从草拟稿到送审稿的变化，说明立法者已经认同上述建议。另外，也有学者提出，既然第三条的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的行为，也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那么本条中的域外适用是仅仅针对外国经营者的行为，还是也针对外国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行为？立法有必要对此做出澄清，因为通常情况下仅指国外经营者对一国市场竞争产生影响的行为，而将外国政府介入的行为作为一种豁免情形。
如果进一步细化地讨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标准和域外适用的对象，将是不可忽视的焦点。学界的观点是：对前者而言，作为各国反垄断法中共有的制度，适用除外意在对那些涉及自然垄断、公共利益的行业或领域予以豁免，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但近年来“规制缓和”日趋深入，一方面适用除外的行业在逐渐减少，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已不断引入竞争机制；另一方面适用除外的行为已经有所限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同样适用反垄断法。因此，基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反垄断法应保留适用除外，但须严格控制，标准不能太低。而对后者而言，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总体形势下，跨国公司的境外限制竞争行为对我国境内相关市场的竞争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非常必要。当前具有国际影响的私人限制竞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巨型跨国公司之间的合并，另一个是国际卡特尔。美国和EU都是依据“效果原则”对它们行使管辖权。但不可忽视的是，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会引起管辖权的冲突或者法律冲突。同时，一国竞争当局也不能独自解决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竞争政策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本身就参与了限制竞争的活动。并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反垄断法领域的管辖权问题已经到了非常混乱的程度。中国需要遏制跨国限制竞争对中国市场的不利影响，也需要推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因此应当在竞争政策领域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其前提条件就是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竞争法，当然反垄断法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学者也建议，将反对国际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并且摒弃结构主义，奉行效率优先原则，将反垄断的重点放在制裁限制竞争造成低效率的垄断行为上。

（三）第三条对“垄断行为”作出了界定。草拟稿与送审稿在逻辑结构上基本相同，但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差别。原来的草拟稿是对“垄断”作出界定，而现在的送审稿是对“垄断行为”作出界定，这与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强调“垄断行为”的立法思路是一致的。另外，与第一条删除“保护经营者”的措辞一致，第三条中界定“垄断行为”时也不再关注“损害其他经营者”的行为。在列举“垄断行为”的具体情形时，送审稿完善了有关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的表述，显得更为准确。
原来的草拟稿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垄断，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一）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企业过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国内学者认为，这实际上并没有对“垄断”下定义，只是进行了列举，并且把“垄断”限定为四种表现形式。可以将其改为两条，一条是“垄断”的定义，明确垄断是什么，作为适用法律的一般条款；另一条则是“垄断”的具体行为，列举垄断的重要表现形式。一般条款有益于将来的司法审判，如果出现了新的限制竞争行为，虽然法条中没有列举出来，但其中“垄断”的一般条款比较明晰，法官就可以据此适用法律。有学者还认为，垄断包括谋求垄断地位的行为和维持垄断地位的行为，第三条所列举的四种行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反垄断法所规制的“限制竞争行为”实际上包括垄断行为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垄断只是限制竞争行为的一种，并不能涵盖所有的限制竞争行为，第三条实际上将其他限制竞争行为排除在外。反垄断法可以对自然垄断作出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对垄断之外的其他限制竞争行为应明确予以规制。
有法律实务界人士从立法规范、统一的角度指出，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都是“……的行为”的结构，第三项也应改为这种结构。另外，第一项和第二项都是“经营者”的行为，第三项却成了“企业”的行为，这实际上缩小了主体的外延。因此，可以将第三项改为“经营者过度集中的行为”。由此可见，上述建议已经在送审稿中得到了真切的体现。不可否认，垄断行为有时也会产生促进竞争的积极效果，外国专家认为，只有在垄断行为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时才应对其进行限制，即规制垄断应遵循“效果原则”。考虑到跨国公司最关心的是垄断的认定标准，外国法律实务界人士指出，反垄断法在适用时应统一对垄断行为的认定标准，不论是反垄断主管机关、法院，还是地方政府，对垄断行为的认定都应是一致的，这既包括实体规定，也包括程序规则。还有学者认为，第三条的垄断行为包括了经营者的行为，也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也就是说，既包括经济垄断的行为，也包括行政垄断的行为。那么第二条第二款涉及到域外适用是仅仅针对国外经营者的行为，同时也包括国外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行为？对此立法有澄清的必要。因为一般情况下仅指前者即仅指国外的企业对某国市场竞争产生影响的行为，往往是将外国政府介入的行为作为一种豁免情形来处理的。由此可见，在第三条界定“垄断”时，需要从技术角度考虑很多细节问题，从而在延伸的环节上发挥反垄断法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