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为21世纪教育事业的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我国教育发展水
平仍然较低，教育结构和体制、教育观念和方法还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根据党中央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部署，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教育，要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充分认识全面振兴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真实施《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把生机勃勃的中国教育带入21世纪。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跨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与任务，对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做出了全面部署。为了实现党的十五大所确定的目标与任务，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创新能力，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江泽民同志又深刻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
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教育将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广泛应用并导致教育系
统发生深刻的变化，终身教育将是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当前，许多国家政府都把振兴教育作为面向新世纪的基本国策，这些动向预示未来教育将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应当及早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取得历史性进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稳步扩大；教育体制和教学改革逐步深化，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了提高；教育法规体系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所有
这些为21世纪教育事业的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我国教育发展水平仍然偏低，教育结构和体制、教育观念和方法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人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顺应时代要求，振兴我国教育事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指导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锐意进取，把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教
育推向21世纪。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在贯彻落实《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重在落实。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城乡新增劳动力和在职人员能够普遍接受各种层次和形式的教育与培训；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左右；瞄准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并使高校
高新技术产业为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作贡献；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到2010年，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
扩展，入学率接近15％，若干所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一、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
1．2000年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是全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两基”已进入攻坚阶段，要确保全国目标的实现。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西部地区，在“十·五”计划期间继续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重点
放在山区、牧区和边境地区。
进一步加强教育督导工作，健全督导机构，完善督导制度，保证“两基”的质量和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
2．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改革课程体系和评价制度，2000年初步形成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框架和课程标准，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行新的评价制度，开展教师培训，启动新课程的实验。争取经过10年左右
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
3．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德育工作。继续加强爱国主义、遵纪守法和社会公德教育，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实施劳动技能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健康的心理和高尚的情操。
4．体育和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体育和美育工作。要使学生有健强体魄。美育不仅能培养学生有高尚情操，还能激发学生学习活力，促进智力的开发，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到2001年，通过发布《学校艺术教育工作条例》、深化教育改革和器材配备等工作，初步
建立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较为科学合理的体育、艺术教育体系，保证学校体育和艺术教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提高教学水平。
5．实施素质教育，要从幼儿阶段抓起，要用科学的方法启迪和开发幼儿的智力，培养幼儿健康的体质、良好的生活习惯、活泼开朗的性格与求知的欲望。
重视特殊教育，努力为广大残疾少年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自主自强的精神和生存发展的能力。
6．继续扩大内地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规模，促进各民族素质的共同提高。基础教育阶段，要继续办好内地为边疆少数民族办的教学班（校），适当扩大培养规模。内地高等学校要为培养少数民族的优秀专门人才做出更多贡献。要重视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教学和师资培养培
训工作。
7．建立和完善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法规体系，全面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师范院校要继续把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提高语言文字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汉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宏观管理，依法努力提高全社会的语言
文字规范化意识，到2010年在全国实现文字应用基本规范化，使我国语言文字的应用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需要。
二、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8．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要加强师德建设。3年内，以不同方式对现有中小学校长和专任教师进行全员培训和继续教育，巩固和完善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加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建设。中小学专任教师及师范学校在校生都要接受计算机基础知识
培训。2010年前后，具备条件的地区力争使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分别提升到专科和本科层次，经济发达地区高中专任教师和校长中获硕士学位者应达到一定比例。要加强和改革师范教育，提高新师资的培养质量。实力较强的高等学校要在新师资培养以及教师培训中做出贡献。
9．重点加强中小学骨干教师队伍建设。1999、2000年，在全国选培10万名中小学及职业学校骨干教师（其中1万名由教育部组织重点培训）。通过开展本校教学改革试验、巡回讲学、研讨培训和接受外校教师观摩进修等活动，发挥骨干教师在当地教学改革中的带动和辐射
作用。
10．实行教师聘任制和全员聘用制，加强考核，竞争上岗，优化教师队伍。2000年前后，要通过提高生师（包括职工）比、下岗、分流富余人员等途径，优化中小学教职工队伍，提高办学效益。同时，要拓宽教师来源渠道，向社会招聘具有教师资格的非师范类高等学校优秀毕业
生到中小学任教，改善教师队伍结构。
认真解决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短缺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师范毕业生的定期服务制度，对高校毕业生（包括非师范类）到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任教，采取定期轮换制度，并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倾斜政策。鼓励各级政府机关公务员到中小学任教。
三、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11．高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要重视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团结、协作和奉献的精神。要从国内外吸引一批能够领导本学科进入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学术带头人。按照“选到一个聘任一个”的原则，国家给予重点资助，学
术带头人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享有人员聘用和经费使用的自主权。
12．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青年学术攻坚人才，使高等学校知识和技术创新基地尽快取得创新成果。从1998年起，在全国高等学校的重点学科中，设立一批特聘教授岗位，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特别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进入岗位，设立专项奖金并鼓励地方政府和学校相应设
岗奖励。
13．全国高等学校以竞争选优方式分批精选万名骨干教师，采取国家拨款与自筹经费相结合的办法增强科研经费支持力度，提高科研、教学质量及设备装备水平。
设立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科研和教学奖励基金。从1999年起每年评选百名35岁以下取得重大科研和教学成果的青年教师，连续5年加大支持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力度。
14．高等学校实行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开放实验室访问学者制度，实现重点学科的开放效益，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国家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实验室业务费用。
15．进一步提高高等学校博士生培养质量，增设博士专项奖学金。从1999年开始，每年评选百篇具有创新水平的优秀博士论文。对于获奖后留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博士，连续5年支持其科研、教学工作。要稳妥扩大高等学校博士后流动站的数量和规模。
16．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除按现有留学基金制度继续派遣短期访问学者外，由国家资助，选拨大学系主任和研究所、实验室骨干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有针对性地到国外一流大学进行研修交流。邀请海外知名学者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任国内大学客座教授，来华进行短期讲学和研
究。还要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或以其他方式为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贡献力量。
四、继续并加快进行“211工程”建设，大力提高高等学校的知识创新能力
17．1995年启动的“211工程”，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一批学科，已经为我国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九五”期间，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要保证2000年切实完成“211工程”首期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二期计划，以进一步提高高
校知识创新能力和科学研究水平。
“211工程”二期计划建设资金仍采取国家、部门、地方和高等学校共同筹集的方式。其中，中央专项投入部分的力度至少与首期计划持平，主要用于加大已立项的重点学科建设力度。同时加强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
18．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讲话的精神，“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经过长期的建设和积累，我国少数大学在少数学科和高新技术领域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拥有一批高
水平的教授，尤其是本科生培养质量较高，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创造了条件。
19．国际上一流大学都是经过长期的建设形成的。一流大学建设要有政府的支持、资金的投入，但更重要的是学校领导、教师、学生长年累月辛勤奋斗的结果。特别是学生毕业以后在国家的各个建设岗位上乃至在国际上体现出了公认的信誉。同时这种学校集中有一大批知名的学者教
授。因此，办成一流的大学，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过程，要经过社会实践的考验。对此，既要有雄心壮志，又必须脚踏实地。要相对集中国家有限财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
。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
六、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20．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是构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原有远程教育的基础上，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可以有效地发挥现有各种教育资源的优势，符合世界科技教育发展的潮流
，是在我国教育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办好大教育的战略措施，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加大建设力度。
21．以现有的中国教育科研网（ＣＥＲＮＥＴ）示范网和卫星视频传输系统为基础，提高主干网传输速率，充分利用国家已有的通信资源，进一步扩大中国教育科研网的传输容量和联网规模。2000年，全国全部本科高等学校和千所以上中等学校入网，并争取计算机网络进入5万
名高校教授家中。利用中国教育科研网建立全国大学生招生远程录取、计算机学籍管理、毕业生远程就业服务一体化的信息系统。
22．继续发挥卫星电视教育在现代远程教育中的作用，改造现有广播电视教育传输网络，建设中央站，并与中国教育科研网进行高速连接，进行部分远程办学点的联网改造。2000年，争取使全国农村绝大多数中小学都能收看教育电视节目。要运用优秀师资力量和现代教育手段，
把教育电视节目办好，重点满足边远、海岛、深山、林牧等地区的教育需求。
23．改变落后、低水平重复的远程教育软件开发制作模式，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利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资源的优势，通过竞争和市场运作机制，开发高质量的教育软件。要重点建设全国远程教育资源库和若干个教育软件开发生产基地。同时注意引进国外优秀现代远程教育软件。

24．教育部对全国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实行归口管理，负责组织制订全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将实行短期国家支持、长期自力运行的发展策略。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现代远程教育的水平。
为推动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按国际惯例对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运行费用实行优惠，并依法对境外捐赠设备、进口设备的关税给予减免。
25．建立和完善继续教育制度，适应终身学习和知识更新的需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要开设继续教育课程，建设继续教育基地。要依托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开设高质量的网络课程，组织全国一流水平的师资进行讲授，实现跨越时空的教育资源共享，向各行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提供
多种继续教育课程。要发挥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优势，不断扩大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机会。
七、实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带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做贡献
26．高等学校要在国家创新工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快技术开发，围绕经济建设中的共性关键技术开展科技攻关，为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培育国家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服务。
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合作，优势互补，讲求实效。促进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结合。鼓励企业在高等学校建立工程研究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技术集成与扩散的示范中心，开发高新技术产品。鼓励高
等学校向企业转让技术，或利用现有中小企业兴办高新技术企业，探索企业与高校从立项到投产“一条龙”的全面合作。
27．在高校周围形成高新技术企业群已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要创造条件在高等学校周围，特别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发展科技园区，成为有目的地吸引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引进国外高新技术最新成果的窗口，并发挥科技开发“孵化器”的作用。
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自主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28．高等学校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了重要的动力和辐射源的作用，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基地，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今后，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方式，组建一批以高校为依托的高科技产业集团。
29．建立健全高等学校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保障机制。教育部成立高校科技产业发展资助机构，用于资助高校有开发前景的重大科技项目。通过控股、参股和信贷等方式，重点支持包括高校在内的科技产业和科技开发活动。同时，尽快组建一批专门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中介机构
。允许技术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对科技成果转让的收益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提取一定部分，按贡献大小分配给有关研制开发人员。要研究建立创业投资基金，鼓励符合条件的高科技企业上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八、贯彻《高等教育法》，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步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30．切实落实《高等教育法》关于“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规定，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为使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根据各地的需求和经费投入及师资条件的可能，在采用新的机制和模式的前提下，2000年高等教育本专
科在校生总数将达到660万人。招生计划的增量将主要用于地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应有较大的增长。高等教育入学率由1997年的9．1％（新口径），提高到2000年的11％左右。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由1997年的10∶1提高到2000年的12∶1，
独立设置的普通高校平均在校生规模达到4000人左右。
31．加快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步伐，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继续实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今后3－5年，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新体制。除少数关系国家发展全局以及行业性很强需
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管理的高等学校外，其他绝大多数高等学校由省级政府管理或者以地方为主与国家共建。中央财政继续拨款鼓励和推进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和优化高等学校布局。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
32．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推迟就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要求。对于学历高等职业教育，除对现有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进行改革、改组和改制，并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改办（简称“三改一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之外
，部分本科院校可以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基本不搞新建。挑选30所现有学校建设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发展非学历高等职业教育，主要进行职业资格证书教育。要逐步研究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立交桥，允许职业技术院校的毕业生经过考试接受高一级学历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真正办出特色。主动适应农村工作和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培养农村现代化需要的各类人才。要通过试点逐步把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计划、入学考试和文凭发放等
方面的责权放给省级人民政府和学校，省级人民政府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对本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现有资源进行统筹。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步伐，探索多种招生方法，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有一定比例（近期3％左右）可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普通高中毕业生除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外
，多数应接受多种形式的高等职业教育，提高素质。
33．加大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要从有利于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高等学校公平选拔合格人才、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和社会稳定的原则出发，进行高考科目、内容、方法和制度的改革试点，增加对学生能力和综合
素质的考核份量，探索适合不同地区和学校特点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评价的方法和制度。进行高等职业教育“学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学生自谋职业”的试点。到2000年左右，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由学校和有关部门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在国家政策指导下通过人才劳务市场双向选择
、自主择业的毕业生就业制度。
要通过多种形式对高校特困生给予资助，保证经高考录取和已在校的家境贫寒的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国家继续安排资金资助特困生，地方财政和学校相应配套资助。同时，积极开展高校学生贷学金等多种助学制度的试点工作，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有
效途径。
34．积极推进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改革教育思想、观念、内容和方法。要大力推进高等专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特别是改革课程结构，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本科教育要拓宽专业口径，增强适应性，今后3－5年，将专业由200多种调整到10
0多种。继续推进“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并建成200个文、理科基础性人才培养基地、100个各科类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和20个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基地，使之成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教学示范基地。积极稳步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
体系，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性人才。
35．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推行聘任制，减少冗员，精简高校职工队伍，使学生与教职员工之比、学生与职工之比、专任教师与职工之比均有较大提高；加速学校后勤工作社会化改革，精简分流富余人员。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扩大要同学校后勤工作社会化的进度
挂钩。选择若干条件较好的城市组建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高校后勤生活服务集团公司，从事学生公寓物业管理以及学校后勤生活服务。争取3－5年内，大部分地区实现高校后勤工作社会化。
九、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初中级人才，尤其要加大教育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服务的力度
36．依据《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要努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职前与职后教育培训相互贯通的体系，使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与培训相互衔接，并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设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基金，实施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依
托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建设50个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地方也要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建设。
继续实施初中后教育的分流，从各地实际出发，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全国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应保持现有比例，努力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极少数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对不能升入初中的小学毕业生应实行职业技术培训；高中阶段教
育结构已基本合理的地区，要把职业教育工作重点放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发展部分综合高中，推迟到高三年级分流。要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需求进行科学预测，按照“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对各类新就业人员进行时限和形式不同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等职
业教育要改革专业和课程结构，实行弹性选课制度，提高培养质量，使毕业生能够适应未来社会产业结构和就业市场变化的需要，努力在各地办出一批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职业技术学校。
37．成人教育要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通过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使各类下岗和转岗人员都能接受不同层次和年限的职业培训或正规教育，为再就业工程服务，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积极为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人员进
行在职培训。促进企业、学校与政府其他业务部门之间的合作。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
根据不同学科、专业和行业发展趋势，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健全教育、考核、使用相结合的制度，建立继续教育基金，促进继续教育基地和网络的建设。还要加强公务员培训教育，健全培训机制，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38．加大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招生就业制度改革的力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在政府的指导下办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走产教结合的道路，调整学校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创
业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实行更加灵活的教学模式，努力办出特色，更好地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和各类教育统筹的综合改革，促进农村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农村教育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扫盲工作要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相结合，切实巩固脱盲的成效，把脱盲与脱贫结合起来。今后
3－5年，使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毕业生或肄业生能够在从业前后接受一定方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包括“绿色证书”培训，使一部分人掌握一两项生产致富的实用技术，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需要，特别要采取多种教育和培训形式，为乡镇企业和农村产
业升级提供充足的、适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十、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调动各方面发展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39．认真贯彻国务院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今后3－5年，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
要制定有利于吸纳社会资金办教育和民办学校发展的优惠政策。民办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在评定职称、业务培训、升学考试、社会活动等方面享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学生的同等待遇。国家设立社会力量办学表彰奖励基金，对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
40．社会力量办学要纳入依法办学、依法管理的轨道。社会力量办学不以营利为目的，鼓励滚动发展。要完善法规建设，充实学校设置标准，健全管理体制，加强校容管理，严格财务审计，不断提高教育和管理水平，鼓励现有学校发挥规模效益。
要保证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高等教育机构可面向社会自主招生，依法自行颁发非学历教育学生的结业证书，也可组织学生参加国家举办的自学考试或学历文凭考试，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
41．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要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进行试点。基础教育阶段要与改造薄弱学校相结合，高等教育阶段主要以地方高校和成人高校为对象，探索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在推进办学体制改革中，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学校产权必须明晰，国有教育设施不得挪作他
用，国有和公有资产不得流失。
十一、依法保证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切实增加教育的有效投入
42．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必须转变把教育投资作为消费性投资的观念，要切实把发展教育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把教育投资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投资，千方百计增加教育投入。各级财政要认真落实已出台的筹措教育经费的各项法律规定和政策，特别是要保证做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经
费的“三个增长”（即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要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要按照《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努力实现
4％的目标。
逐步提高中央本级和省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所占的比例。自1998年起，中央本级财政按同口径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将此比例提高3个百分点左右，除按原有政策保留目前每年由中央安排的教育专项外，上述增量部分主要用于振兴行动计划中中央财政支持和资
助的项目。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也应根据各地实际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
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科技经费预算安排和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通知的通知》（国办发〔1998〕23号）的精神，从1998年起，各级财政每年超收部分和财政预算外收入，应按不低于年初确定的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用于教育。
加强对城、乡教育费附加的征管工作，以确保足额征收并由教育行政部门商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使用。积极支持勤工俭学、校办产业的发展，并对其继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在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的基础上，建立中华教育发展基金会，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
43．加快高校筒子楼建设和危房的改造，争取到2000年基本解决高校青年教师住房困难。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此项工程所需资金，中央财政予以专项支持，其余部分由学校及其主管部门分担，改造后的筒子楼作为高校的公寓和周转用房。
44．利用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快中央部委高校的教职工住房建设。为解决高校教师住房困难、稳定高校教师队伍，在2000年前建设银行基础设施贷款中，安排一部分用于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住房建设，以支持利用学校自用土地，加快新建“经济适用型”住房，资金不足部分，应多
渠道筹措解决。同时，要继续加强中小学教师的“安居工程”的建设。
45．各级教育部门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拨款制度，精简机构和冗员，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同时，加强对教育经费的审计与监督。
十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把高等学校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46．高等学校的德育工作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江泽民同志对全国青年和大学生提出的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的
要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完善德育工作体系，教育引导学生坚定政治信念，加强思想修养，树立远大理想，投身社会实践，自觉艰苦奋斗，立志振兴中华，把培养“四有”新人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
47．认真组织实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课程设置新方案，加快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的步伐，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大学生。要加强“两课”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的研究，把理论研究基地建设好。加强“两课”教
师的培训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提高思想理论教育的实效。
48．加强高等学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人文科学教育和艺术教育，通过增设选修课、举办专题讲座和各种知识性、文艺性业余活动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49．加强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组织研究，发挥高等学校“思想库”、“人才库”的优势。要进一步加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设立理论研究和教学优秀
成果奖，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
加强教育科学研究。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促进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为教育宏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服务，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服务，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
50．高等学校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要在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建立和完善校长及行政系统为主实施的德育管理体制，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使高等学校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发
挥重要作用。



1999年1月13日
孙佑海 最高人民法院
唐忠辉 中国政法大学 博士


关键词: 侵权责任法 数人环境侵权 按份责任 连带责任 环境保护
内容提要: 《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规定在环境侵权类型上属于分别侵权还是共同侵权，理论上存在不同意见。第67条没有对数人环境侵权属于共同侵权还是分别侵权作出明确定性，它不是关于按份责任的规定，而是关于加害人内部责任份额的划分规则。只有在依据其他条文确定某个数人环境侵权属于共同侵权或者分别侵权的基础上，才通过适用该条来划分加害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即使第67条规定的是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和污染责任保险尚不健全的背景下，连带责任制度有助于预防数人环境侵权，救济受害人权益，并推动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一、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不同理解及其评析
《侵权责任法》第67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以下简称民法室）的解释，该条是关于“两个以上污染者造成损害的责任”的规定。[1]这是我国立法首次专门针对两个以上污染者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相关司法适用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此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司法裁判，有的作共同侵权处理，有的作分别侵权处理。可是，这个条文规定加害人承担的是什么责任呢？条文本身并没有明确说明。可能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该条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大致来看，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无意思联络并承担按份责任的分别侵权。根据民法室的解释，第67条所规范的环境侵权行为有以下四个要件：一是多个侵权主体，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污染者；二是污染者存在无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即污染者都有污染环境的行为，但其行为之间没有意思联络；三是数个侵权行为与损害有总体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单个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造成了同一损害。
民法室进一步认为，本条规定的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之间不存在污染环境的意思联络。如果污染者之间有意思联络，则不是本条调整的范围，应由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所调整，构成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2]根据民法室的分析，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即二人以上的环境侵权行为，根据污染者之间有无意思联络，可以分为有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如果是前者，属于共同侵权行为，污染者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该种情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条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如果是后者，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污染者对受害人承担按份责任。根据上述理解，第67条不折不扣地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或者至少不属于共同侵权。对该主张的理由及其评析，将在后面进一步展开。
其二，承担按份责任的共同侵权。对于无意思联络分别侵权的说法，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曾经参与起草《侵权责任法》的一些学者认为，第67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认定方式，即市场份额规则。不过，尽管本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行为，但其行为的后果按照市场份额规则，适用按份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3]这一解释一方面主张该条情形属于共同侵权，另一方面又认为其责任形态属于按份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似乎是很矛盾的。
为什么共同侵权不承担连带责任？研究者认为，这一条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有两点与共同危险行为不同：一是每一个污染者污染行为的情形不同，对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并不一样，因此，每一个污染者的责任份额并不相同；二是承担的责任没有规定为连带责任，而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按照市场份额规则承担按份责任。[4]这个观点给出的解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关于该条适用的前提，分析认为是每一个污染者污染行为不同，对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并不一样。可是，这个前提在本条中有明确体现吗？似乎文字表述并没有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即使条文体现了上述前提，按照这样的逻辑，污染行为不同因此适用按份责任，那么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复合污染情形中每一个污染者污染行为均不同，就都要适用该规则承担按份责任，实际上就意味着连带责任根本无法在环境共同侵权中适用。而且，从前面有关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分析来看，共同侵权承担按份责任存在诸多不合理性。所以，“属于共同侵权而又承担按份责任”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其三，污染者责任份额确定规则。还有研究指出，第67条从字面来看，根本没有体现出任何关于“两个以上污染者”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的判断，因此，妄断本条规定的是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中各污染者承担责任的确定标准缺乏明确依据。应当说，这一条规定的是对各污染者责任份额确定规则，而不是各污染者向受害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因此既可能是各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之后再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份额，再行追偿；也可能是各污染者直接根据上述因素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份额，然后按照此份额向受害人承担按份责任。[5]上述分析其实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第67条规定的行为并不一定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二是该条规定的责任形态并不一定是污染者对外承担的按份责任，而是污染者内部责任份额的确定规则。
显然，各方对第67条的含义存在明显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为性质问题，该条属于共同侵权还是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二是责任形态问题，属于外部按份责任还是内部责任份额确定规则？对上述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能形成对第67条的四种不同理解：一是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二是共同侵权但承担按份责任；三是分别侵权并承担按份责任；四是分别侵权但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四种理解存在于不同分析当中。
前述民法室的解释显然属于第三种理解，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误解，即把过错责任原则当作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进而认为环境共同侵权亦需要行为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如果没有意思联络则不属于环境共同侵权从而也不适用连带责任。其反向逻辑是，既然本条规定不适用连带责任，那么它自然不属于环境共同侵权。实际上，由于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环境共同侵权当然亦同样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换言之，主观上的过错或者意思联络并非环境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既如此，数人环境侵权区分有无意思联络，对于是否构成环境共同侵权以及承担连带责任并无实质影响，自然也不存在“有意思联络则适用第8条共同侵权的规定，无意思联络则适用第67条的规定”这样在法律适用上的区别。所以，言之凿凿地认为该条属于关于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并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定是很有疑义的。
而起草专家的解释属于第二种理解。对于该理解，我们赞成其关于该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的说法，但不认可污染者承担的是按份责任的说法。我们认为，既然属于共同侵权，当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按份责任完全可以作为是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之后的内部责任分担规则。这一方面符合共同侵权法律责任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连带责任在环境共同侵权领域具有正当性。鉴于此，我们更加倾向于将该条解释为第一种情形，属于共同侵权，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按照一定的因素进行责任份额分配。
对于第四种理解，分别侵权但承担连带责任，也并非没有道理，至少侵权责任法有类似的规定。客观而言，二人以上污染环境导致损害，是否属于分别侵权，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取决于污染行为是否关联，损害结果是否同一等各方面因素。
与《侵权责任法》第8条至第12条的规定相联系，第67条可能属于分别侵权，也可能属于共同侵权。如果行为关联并且损害结果同一，属于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行为不关联或者损害结果可分，属于分别侵权承担按份责任。不同的理解，形式上取决于条款的文字规定和我们对共同侵权本质的不同认识，实质上是在对受害人利益与加害人利益进行衡平。所以，第67条实际上可以从共同侵权和分别侵权两个不同层面加以理解。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如果行为关联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构成共同侵权，污染者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污染者之间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如果分别实施或者损害结果可分的，构成分别侵权，污染者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含义的进一步分析
已经有研究认为，数人侵权责任中，存在着“风险责任”和“最终责任”的区分。风险责任是责任人承担的超过自己责任份额部分的责任，其性质是受偿不能风险，该责任是就责任人的对外关系而言。最终责任是就责任人的对内关系而言，是指数个侵权责任人内部之间最后各自分担的责任比例大小。[6]
（一）作共同侵权和连带责任理解
参考上述思路，第67条完全可以被解释为环境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即：“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污染者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污染者之间承担[7]（按份）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在该解释中，污染者对受害者统一承担“连带责任”，该种责任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外责任，而污染者之间承担“按份责任”，该种责任是一种内部分担责任，其分担标准或者依据是“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前后两层意思以句号隔开，使外部连带责任与内部按份责任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
如果我们联想到《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的草案稿和有关的学者建议稿，也许会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这种解释的认同。《侵权责任法》二审稿第70条规定：“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除能够证明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排污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等情形确定。”这一条共有前后两个完整句式，以句号隔开。从纯粹字面理解，该条并没有对“承担赔偿责任”和“排污者承担责任”这两个表述中的“责任”作出任何限定说明。对于前段中的“责任”，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排污者对外统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后段中的“责任”，则可以理解为排污者内部之间分担的“按份责任”。而且由于有句号这一意义符号的连接，前后两段之间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逻辑递进关系，其意在表明：排污者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对内承担按份责任。这种理解并非不可以。《侵权责任法》三审稿第67条基本上沿袭了二审稿上述条文的形式和结构，其表述为：“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除能够证明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外，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从字面上，仍然可以按前述对二审稿条文的含义进行解读。
（二）多数立法建议稿的理解
实际上，对于数人环境侵权的性质和责任形态，在之前所有学者关于“侵权（责任）法”或“民法典侵权行为编”的建议稿中，凡涉及数人环境侵权的，多数观点认为应当确立为共同侵权并且承担连带责任。譬如，梁慧星教授关于“民法典草案”的建议稿第1606条认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本法第1552条规定的连带责任。[8]杨立新教授关于“侵权责任法”的建议稿第118条也认为，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9]其他关于“侵权法”的建议稿亦认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本法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即承担连带责任。[10]而只有王利明教授的建议稿第1931条认为，污染源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原因的，应当由排放污染源的行为人根据排放量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11]
由上可见，主张数人环境侵权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似乎更占优势。这再一次从侧面表明，关于数人环境侵权，立法上单独提出“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并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定在学理上缺乏普遍支持。当然，第67条也并不排除这样的理解，即：如果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可分的，则污染者之间按照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量等因素承担分别责任。总而言之，由于缺少损害结果说明，第67条没有对数人环境侵权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还是分别侵权作出明确定性，所以该条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数人侵权后划分内部责任的基本规则。
三、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立法理由的评析
假定即使第67条规定的情形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或称分别侵权、分别环境侵权），我们还可以追问，立法者作出这样规定的理由是否正当？这个问题仍有分析的意义。
（一）第67条的主要立法理由
规定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立法者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12]
一是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和促进小企业治理污染。根据立法者的分析，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能更好地保护受害人，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说，值得商榷。污染损害发生后，受害人从赔付能力考虑，一般会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而大企业由于处理污染物能力较强，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污染物多，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排污多的小企业积极治理污染。
二是连带责任的规定会增加诉累。部分排污者承担连带责任后还需另行起诉，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等因素在排污者之间追偿，增加诉累。因此，应当规定按份责任，直接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排污者责任的大小。如数家企业向同一河流排污，河水被污染致使饮用该河水的居民感染疾病，受害人起诉这数家企业，允许被告依据本法第六十六条提出反证，如果任何一个企业能够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不承担责任。剩余企业承担按份责任，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责任大小。
（二）对立法理由的简要评析
对于有关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按份责任的两点立法理由，其中关于连带责任增加诉累的说法，前面已经有过论证。这里，我们主要对连带责任是否会加重大企业负担这一点予以分析。
立法者规定按份责任的首要理由是，污染损害发生后，受害人从赔付能力考虑，一般会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而大企业由于处理污染物能力较强，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污染物多，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排污多的小企业积极治理污染。这一说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难以让人信服。
1．大企业与小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比较
立法者一个重要前见是，大企业处理污染物能力较强，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污染物多。[13]该前提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加遵守环境保护规定，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因此排放的污染物可能更少。在客观上，大企业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去采用先进的污染防治设施来控制和减少污染。但是，排放污染物受客观能力、主观愿望以及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无法想当然地推断，大企业防治污染的主观意愿比小企业更加强烈。从逻辑上讲，企业排放污染物的多少以及处理污染物的能力与企业规模（经济总量）大小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在结果上，大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也并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少。
实际情况也并非立法者想象中的那样。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共监测了3486家废水国控企业，[14]平均排放达标率为78％，其中，全年监测全部达标的企业占监测企业总数的64％；监测的3557家废气国控企业，平均排放达标率为73％。其中，全年监测全部达标的企业占监测企业总数的59％；监测的1587家国控城镇污水处理厂，平均排放达标率为70％，全年监测全部达标的污水处理厂占监测污水处理厂总数的53％。[15]虽然国控企业并不是以企业规模为主要分类依据或依据之一，但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知名大企业。[16]上述统计表明，大企业违法排污的形势并不乐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苏杨先生在一项有关中国中小企业污染治理融资机制的研究中，更进一步对比了大企业与小企业排放污染物的表现。该研究分析认为：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工艺日趋一致，单位产值的排污量差别已很小；从生产工艺环节上来看，小企业的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与大企业是相近的；就全国范围来看，在某些指标上，企业的经济规模对主要污染排放物浓度的影响已经很小。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在东部地区，对高污染企业无论规模大小监管都比较严格，中小企业如果不进入工业园区集中生产集中治理，即便允许生产也会因治污使产品成本大幅增加，难以与大企业竞争。积小成大的处理方式和严格的监管使小企业的污染物处理率不低于大企业，小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与大企业无显著差别。例如，温州的制革业中年产值6亿元的大制革厂万元产值工业废水COD排放率为0.15吨，由31家小企业组成的鹿城区下岸制革基地的这个数值也为0.15吨。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环境监管不力及地方保护等原因，同行业内重点污染源的达标率普遍低于所有污染源的平均达标率，即大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高于本地区的行业平均值。从笔者整理的环境共同侵权案例来看，加害人为大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也不在少数。这一现象在台湾地区也得到了印证。有资料显示，台湾地区法院重要的环境损害案例，其中被告当事人（加害人）多为大型国营企业。[17]
由上可见，企业规模与其污染防治力度并无内在关联，大企业处理污染物的意愿、能力和效果并不强于小企业，在有些时候，大企业单位产值所排放的污染物更多。所谓以大企业排放污染物少为由而认为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的观点，其立论依据和前提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2．大企业与小企业的诉讼负担比较
即使假定大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比小企业更少，也不能得出“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这样的结论。众所周知，承担连带责任之后还享有追偿权，可以实现赔偿责任在加害者之间的公平分担。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均规定了承担超过其份额的连带责任后的加害人可以对其他加害人行使追偿权。瑞典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其实，即使受害人起诉大企业，也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强有力的受偿保证。大企业仍然是存在经济风险和环境风险的，其清偿能力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保证。[18]受害人起诉大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验下意识的考虑，并非专门针对大企业提出的不平等过分要求。
连带责任的规定，是为了给受害者提供更有力的受偿保障，它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的侵权责任人，并不考虑侵权人的企业规模大小。立法者以连带责任加重了大企业的负担为由而不予采行该规定，在逻辑上很难得到充分证明。这种立法理由，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立法和政策中存在的“大企业中心主义”思维。
有意思的是，有的学者主张在数人环境侵权中承担按份责任，不是以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为理由，而是以连带责任会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为理由。邱聪智先生就认为：“鉴于公害之赔偿，数额甚为巨大，……如果严守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则中小企业势必常有因赔偿而遭受破产而消灭之威胁。故吾人以为，在复合公害之场合，除非其恶害源主体间有强度之结合关系，如日本四日市空气污染形成呼吸系统栓塞症，涉嫌加害之六家公司，因其间有互相依存关系，而形成所谓‘四日市第一工业群’，应负担连带赔偿责任者外，一般性之复合公害，似应采取分担责任之方式赔偿，较为合理。”[19]
加重中小企业负担的担心，表面上与因为诉讼过程中的“深口袋“规则[20]而加重大企业的负担这一担忧南辕北辙，实质上都反映了平等保障企业经济自由的所谓“平等”思维。在按份责任主张者看来，与受害人的利益相比，作为加害人的企业的经济负担是一个需要侧重关注或者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换言之，为了企业的经济发展，让企业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是不合适的，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笔者以为，姑且不论企业最后是否真正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单就这一利益偏向而言，这反映了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中的观念痼疾，即：企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经济利益高于受害人的生存和人身利益以及公共环境利益。侵权责任法关于数人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认为按份责任优于连带责任，其理由之一竟然是出于企业经济负担的考虑，这反映了民事立法的企业逻辑而不是人文逻辑，经济逻辑而不是环境逻辑。
总之，我们认为，连带责任制度的适用，并不区分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大小，并不因为企业大小而偏向于大企业或者小企业。同时，侵权责任的清偿能力并不以企业规模大小为主要的或者惟一的判断依据。所以，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连带责任的规定都不会导致大企业最终负担的加重，不会损害其适用的公平性。由于大企业通常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受害人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让其承担连带责任，更加符合罗尔斯所主张的体现“能力差异”的公平正义的要求。立法者追求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所谓的利益公平，不过是一种并没有事实依据的虚幻公平，这一假想背后，牺牲的是受害人的利益和环境利益。
四、《侵权责任法》第67条作按份责任理解的司法影响
在司法应用层面，《侵权责任法》是法院审理民事侵权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如果第67条的规定作为规范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的直接依据，对相关案件的司法审判会带来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