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青岛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2010年8月27日青岛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依法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采取措施，完善制度，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条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妇女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妇女工作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妇女维权工作专项资金。



第四条市、区(市)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市、区(市)人民政府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保障和维护妇女权益。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负责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五条各级妇女联合会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团体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支持本单位妇女组织的工作，为妇女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六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制定自治章程、居民公约、村规民约以及居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事项，应当坚持男女平等原则，维护妇女权益。



第七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单位应当进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维护妇女权益的宣传、教育，推动树立男女平等的社会风尚。



每年的三月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宣传月。



第八条妇女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靠对社会的贡献提高社会地位。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对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成绩突出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政治权利



第十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为妇女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的管理创造条件。



妇女和妇女组织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时，经过提名、推荐、酝酿、协商，正式代表候选人中妇女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本市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居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居民代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中，妇女应当占适当比例。



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中女代表、女委员的比例应当与本单位女职工的比例相适应。



第十二条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事业单位，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妇女相对集中的，领导成员中妇女的比例应当相应提高。鼓励其他社会团体、企业和组织，安排妇女担任领导成员。



市、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中应当有妇女担任正职领导。



第十三条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推荐女干部，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重视其推荐意见，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任用女干部。



第三章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四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开展有益于妇女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妇女活动中心，为妇女提供学习、交流、活动场所。



体育彩票公益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开展妇女体育活动给予支持。



第十五条学校应当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对女学生进行生理、心理和自我保护等方面的教育。寄宿制学校应当为女学生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设施和安全保卫措施。



第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同住适龄子女教育纳入当地教育规划。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统筹安排并保证流动人口中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接收。



第十七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为有困难的女性青少年就学提供帮助。



第四章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妇女岗位培训、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拓展妇女就业渠道，促进妇女平等就业，鼓励、支持妇女自主创业。



在政府补贴的创业培训、紧缺工种培训等专项培训中，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应当保证妇女与男子平等地接受培训。



第十九条各类学校的女毕业生，依法享有与男毕业生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二十条用人单位的招聘广告、规章制度中不得含有歧视妇女的内容。



用人单位因企业转产、经营方式调整等原因确需裁减人员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歧视女职工，损害女职工的利益。



第二十一条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婚姻、怀孕或者生育情况为由，直接或者变相在薪酬待遇、职务任免、职务升降、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等方面，歧视女职工。



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确定人员负责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并根据女职工的生理特点和职业特点，对女职工进行劳动保护教育。



用人单位应当关心女职工的心理健康，必要时，应当安排专业人员对女职工进行心理疏导。



对哺乳期的女职工，可以实行弹性工作时间。



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不得违法延长女职工的工作时间或者占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年休假日。确需延长女职工工作时间或者占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年休假日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或者安排补休。



第二十四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参加生育保险，及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未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导致女职工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生育保险待遇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向女职工支付有关费用。



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生育补助资金，对符合生育规定的农村产妇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产妇，实施住院分娩补助。



第二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给予扶持，改善农村妇女医疗卫生保健条件。



镇和街道卫生保健机构应当为当地妇女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服务，普及保健知识。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本辖区内妇女的卫生保健工作。



鼓励医疗机构和社会组织为老年妇女义诊或者在医疗、护理和康复等方面给予优待和照顾。



第二十六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女职工健康档案，每年至少组织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病、乳腺病筛查。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生活困难的妇女进行妇科病、乳腺病筛查提供帮助。



第五章人身权利与财产权益



第二十七条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妇女的生命健康权、隐私权、荣誉权、肖像权、名誉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



第二十八条广告、商标、展览橱窗、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等形式中不得含有歧视或者侮辱妇女的内容。



第二十九条禁止以语言、文字、图片、影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用人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第三十条农村中下一代直系亲属全部是女性的家庭及其成员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



第三十一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结婚、离婚、丧偶为由，强迫或者阻挠农村妇女迁移户口，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权益。



第六章婚姻家庭权益



第三十二条依法保护妇女的婚姻自由。



禁止以扣押、隐藏财产或者相关证件等方式，干涉妇女结婚、离婚或者婚后生活。赡养义务人不得因妇女婚姻关系的变化，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再婚妇女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



第三十三条夫妻一方不得非法限制或者剥夺他方的居住权。



离婚时，如女方生活困难，男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



第三十四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对女方或者子女不履行扶养或者抚养义务，女方或者子女有权依法追索扶养费或者抚养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第三十五条妇女对夫妻共有财产享有知情权，有权依法了解由男方管理的共有财产状况。



夫妻一方可以持法律规定的申请材料，依法向财产登记机构申请查询另一方管理的共有财产状况，有关登记机构应当如实提供相关信息。



夫妻在办理共有的房屋及其他财产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登记时，可以申请联名登记；申请联名登记且符合条件的，登记机构应当依法予以登记。



第三十六条婚姻关系依法解除后，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侵犯女方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得干扰女方的正常生活。



第三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对生活困难的单身母亲提供必要的救助。



第三十八条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



第七章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妇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条以妇女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权益的，受害妇女可以要求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依法调解；也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一条用人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接到本单位或者其管理的公共场所发生性骚扰、非法搜查妇女身体或者非法限制妇女人身自由等人身权利受侵害的投诉，应当依法及时制止、处理。



第四十二条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当事人所在单位接到妇女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投诉后，应当及时制止、调解，不得拒绝、推诿。



第四十三条医疗卫生机构在诊疗活动中发现妇女因家庭暴力、虐待、性骚扰等致伤的，应当提示受害人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做好诊疗记录。



第四十四条民政部门应当为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暂时不能归家的妇女提供庇护和其他必要的临时性救助，并会同有关部门为接受庇护的妇女提供法律服务、医疗救治、心理咨询。



第四十五条公安机关应当将家庭暴力、性骚扰等案件纳入接警受理范围，及时出警；对正在实施的侵害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必要时，可以根据受害妇女的要求，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



第四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妇女联合会、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为经济困难的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



人民法院对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应当依法审理，并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受害妇女，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或者免交。



第四十七条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性骚扰、就业歧视等侵害的妇女在诉讼期间需要证据证明受害情形的，经受害妇女请求，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提供。因客观原因举证困难的，受害妇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取证。



在诉讼期间，侵权行为人继续实施侵权行为或者以侵害相威胁，妨碍受害妇女行使诉讼权利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第四十八条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投诉。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应当提供咨询或者帮助，不得泄露妇女隐私或者未经妇女同意公开其个人资料。



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接到受害妇女投诉后，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复。



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对侵害特定妇女群体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揭露、批评，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查处。



第四十九条对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有关部门、单位不予处理或者处理不当的，市、区(市)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有关部门发出督促处理建议书。有关部门应当自接到督促处理建议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处理并作出答复。逾期不处理也不答复的，市、区(市)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工作的机构可以建议主管机关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建议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违反本办法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负有保障妇女权益职责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对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或者对申诉、控告、检举人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办法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论文提要：刑罚结构决定刑罚机制内部环境，构成整体刑罚功能的基础，刑罚功能是刑罚结构的价值体现。现我国面临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的犯罪压力，如何调整刑罚结构，以实现刑法的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的双重机能，我们要结合刑事控制模式的调整和刑法观念的转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从刑罚的根源及刑罚结构改革的目标和设想出发，就刑罚结构调整问题略抒已见。

一、刑罚的概念与功能

刑罚结构是指刑罚方法的组合形式，即刑罚方法的排列顺序和比例份额，这种组合形式反映刑罚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的稳定状态和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研究刑罚结构，不仅要研究刑罚的结构要素，而且要研究刑罚结构要素的关系状态。刑罚结构要素是刑罚存在的前提，不仅决定刑罚的存在，而且决定刑罚的结构以什么类型存在。刑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是刑罚结构内存的逻辑定型。一定种类的刑罚要素只有按照一定的逻辑定型进行排列组合，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刑罚结构，并衍生出特定的刑罚功能。刑罚结构决定刑罚机制内部环境，构成整体刑罚功能的基础。[1]刑罚功能是刑罚结构的价值体现。刑罚结构决定刑罚的功能，刑罚功能又影响刑罚的结构。不仅不同的刑罚要素的组合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刑罚功能，就是相同的刑罚要素的不同的组合方式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刑罚功能。

我国刑法史学者蔡枢衡先生谈到我国刑罚体系演变史时，曾经指出：“反映于上层建筑刑罚史上也经历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罚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等四个刑罚体系。”[2]刑法学者储槐植教授着眼于世界范围内刑罚结构的嬗变，他认为：“从过去到未来，刑罚结构可能有五种类型：死刑在诸刑罚中占主导地位；死刑和监禁共同在诸刑罚方法中为主导；监禁在诸刑罚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监禁和罚金共同在诸刑罚方法中为主导；监禁替代措施占主导地位。第一种已成历史的过去，第五种尚未到来，中间三种在当今世界中存在。死刑和监禁占主导的可称重刑刑罚结构，监禁和罚金占主导的可称轻刑刑罚结构。”[3]这些不同类型的刑罚结构分别执行着相应的刑罚功能。如死刑和肉刑中心的刑罚结构执行着刑罚报应和威慑功能，是刑罚威吓模式时代盛行的刑罚结构。死刑和自由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则可能执行刑罚报应和威慑功能，也可能执行刑罚报应、威慑和教育改造的功能（视自由刑的内容和执行方式而定）。自由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可能主要执行刑罚的矫正功能，也可能同时执行刑罚的威慑与矫正功能（视自由刑的内容、刑期和刑罚结构其他刑罚要素的种类而定）。前者是实证派刑法学倡导的刑事矫正模式盛行时存在的刑罚结构，后者则以美国七十年代以后以威慑和矫正二元价值目标导向的刑罚结构为其典型。至于自由刑和财产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则广泛地存在于社会防卫运动影响下的欧洲各国，主要执行社会复归和社会防卫的功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西欧和北欧各国刑事政策的进一步人道化和科学化，这些国家的刑罚结构甚至出现了非自由刑化的趋势，自由刑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监禁刑替代措施在整个刑罚结构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刑罚结构正在向自由刑替代措施中心的刑罚结构演变。刑罚结构制约刑罚功能，通过调整刑罚结构，使刑罚要素的设置合理，刑罚结构的内部关系协调，就可以完善刑罚功能，为实现刑事控制的目标创造一个良好的刑罚机制内部环境。

二、我国现行刑罚结构评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主刑是对犯罪分子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主刑分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它既可以随主刑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种类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此外，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附加适用驱逐出境；对于危害重大的军人，可以附加剥夺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我国刑法学界一般将刑法按照上述次序排列起来的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称为刑罚体系，并且认为，“在这个刑罚体系中，既有主刑又有附加刑，主刑与附加刑既明确区分又相互配合；既有重刑又有轻刑，排列次序由轻到重，互相衔接；刑种的数量适中，每一个刑种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作用，充分体现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科学性。”[4]

我们认为，用刑罚结构的概念和结构——功能分析法来分析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刑法方法，则不难发现，我国刑罚结构是以自由刑和死刑为中心的重刑刑罚结构。这主要表现在刑法规定的5种主刑全部是自由刑（包括限制自由的管制、剥夺自由的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和死刑，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两种财产刑以及剥夺政治权利、剥夺勋章、奖章、荣誉称号等资格刑仅能附加于自由刑或死刑之后适用。在刑法分则中，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对所有的犯罪都规定了期限不等的剥夺自由刑，其中，对相当一部分犯罪规定了无期徒刑，对绝大多数犯罪规定了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而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的罪名仅有20个，其中可单处罚金的罪名仅有10个。如果说，我国刑法典还体现了慎刑恤罚思想，那么，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系列单行刑法则存在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据笔者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加上刑法典规定的28个死刑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几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由于罪与罪之间的刑罚要协调，死刑的增多必然导致刑罚投入向上攀比，致使立法上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的罪名相应增多，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罪名寥寥无几，只可判处罚金的几乎等于零。因此，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凸现为以死刑和自由刑中心的重刑刑罚结构，以死刑、无期徒刑和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代表的重刑在刑罚结构中比重过大，而以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罚金刑、资格刑为代表的轻刑在刑罚结构中地位偏低，死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的比例不协调，刑罚量在总体上处于高位，继续上调的余地已极为有限。[5]这种重刑刑罚结构必然导致刑罚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被不适当地夸大，而社会主义刑罚结构所应有的教育改造功能被削弱的后果。

刑事立法设计刑罚结构时超量投入刑罚资源，必然导致刑事司法过程相应地超量投入刑罚成本。但不计成本的刑罚资源的超量投入并不能产生与超量投入相对应的刑罚威慑效果。自1983年全国开展集中统一、急风暴雨式的“严打”斗争以来，除1984年外，我国刑事犯罪特别是重大恶性犯罪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加速发展的态势。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特大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犯罪分子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刑事司法力量的公然对峙。我国刑法学界有识之士所担心的刑不压罪、犯罪量和刑罚量螺旋式的恶性上升、刑罚投入几近极限而刑罚功能却急剧下降的罪刑结构性矛盾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罪与刑这种结构性（整体性）抗衡局面不可能长期僵持下去，解决的途径只能是结构性改革。”[6]而刑法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则在于刑罚结构改革。

三、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目标和设想

刑罚结构的改革，不仅涉及对刑罚方法的局部调整，如具体刑罚方法的内容的完善，刑罚幅度的伸缩，个别刑罚种类的增减，更重要的是结合刑事控制模式的调整和刑法观念的转换，对刑罚结构的要素配置和关系状态进行结构性调整。

我国刑事控制的基本目标是威慑与矫正并重，调整刑事控制模式的关键在于扭转当前刑事政策过于偏重刑罚威慑效能而相对轻视刑罚矫正作用的倾向，实现刑罚威慑效能与刑罚矫正作用的平衡，同时，在量的要求方面则应变理想型的刑事控制模式为现实型的刑事控制模式，不求消灭犯罪，但求以刑罚资源的有限投入最大限度地将犯罪率控制在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而为社会容忍的水平上。[7]刑罚结构性改革的另一前提是刑法观念的转变。刑法观念的转变要求实现刑法功能观的现代化、犯罪观的科学化和刑罚观的理性化。刑法功能观的现代化的核心是要确立刑法既是利剑又是天平，刑法不仅有保护社会的功能，而且有保障（罪犯）人权的功能。[8]犯罪观的科学化则要求摆脱对犯罪的情感逻辑思维，以价值无涉的态度研究犯罪，以理性和理智对待犯罪、科学地认识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观的理性化则要求合理地组织社会对犯罪的反应，破除刑罚万能和重刑主义观念，树立刑罚的相对性、最后手段性和经济性的观念。

刑罚结构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为刑罚功能的最佳实现创造一个良好的刑罚机制内部环境，使刑罚结构协调有序。所谓结构协调有序是指组成刑罚结构的各种刑罚要素，要根据实现刑事控制目标的需要进行合理配置，使之轻重有序、比例适当。

对刑罚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使之轻重有序、比例适当的前提，是适应与错综复杂的复杂现象作斗争的不同方面的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刑罚方法。边沁指出：“刑罚的选择是诸多因素的结果，它们应该具有量方面大小的可感受性、本身的平等性、可成比例性、与罪行的相似性、示范性、经济性、改善性、受人欢迎等等。”[9]而“单独考察，没有任何一种刑罚独自具备所有刑罚的必要属性。为实现刑罚目的，必须有不同的刑罚方法可供选择，并使其存在差异，其中几个可以适用于相同之罪。”[10]“刑罚的多样与差异证明了立法者的勤勉与审慎。”[11]“刑罚种类的多样性是刑法典完善的标志之一。”[12]新近修正通过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刑法典都设计了多样化的刑罚方法。例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了40种左右的刑罚方法，仅对法人犯罪就特别规定了10种刑罚方法。而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5种主刑和5种附加刑。相比之下，我国刑罚种类显然偏少，不能适应与形形式式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刑罚种类不足可能导致刑罚投入过剩，由于刑种欠缺，不能完全满足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需要，只好向上浮动，适用与罪行不相称的较重的刑罚。另一方面，刑罚种类不足也可能导致刑罚投入不足。在自由刑难以适用的法人犯罪中，我们经常看到司法机关囿于现行刑罚结构的缺陷，无法对法人犯罪投入必要的刑罚量的尴尬局面。此外，刑罚种类的不足还可能导致法外用刑，如在刑法之外不通过正当法律程序，适用劳动教养这一实际剥夺人身自由，具有刑罚效果的非刑罚惩罚方法。因此，我们主张，对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前提，就是对刑罚方法进行多样化设计。

对刑罚方法进行多样化设计时，应当从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为基础，总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中有益的作法，我们具体设想：

（一）改造劳动教养，将其作为独立的刑罚方法纳人刑罚结构。劳动教养是对罪行轻微但又屡教不改的人员适用的行政强制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设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在劳教期间，劳教人员实际被强制集中居住在封闭的劳动教养管理所，接受军事化管理，只有在执行劳动教养半年以后并且表现良好的个别人员，才能在节假日准许回家探亲。由于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权不受制约，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际承受着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后果。

我们主张，在修改刑法时，彻底回避保安处分的观念，维持我国刑事制裁的一元化体系。保安处分尽管能够用以积极主动地预防未然之罪，较之刑罚仅能在犯罪发生后被动地惩罚犯罪，具有积极的促进机能。但保安处分本身即具有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危险倾向。如果我们通过完善刑罚方法，调整刑罚结构，能够建立比较完善的控制犯罪的一元化刑事制裁体系，就没有必要另搞一套保安处分体系。

无论采用哪一个方案，教养的刑期都应大大缩短。教养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方法，是介于管制和拘役、有期徒刑之间的一种轻刑，期限不宜过长。尽管教养和管制、拘役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性质和程度都不同，三者之间没有必要保持时间上的前后衔接，但也不宜相差过于悬殊。我们设想，教养的期限宜与管制的期限相同。由于教养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比管制重，所以教养是较管制为重的刑罚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教养机构实行半开放式处遇，被教养人员在教养机构并未如拘役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所以教养是较拘役为轻的刑罚方法。这样，教养就成了介于管制和拘役之间的一种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

（二）借鉴各国刑法中的社区服务，设立社区服务这一新的刑罚方法。“社区服务，就是判令犯罪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13]增设社区服务这一刑罚方法，可以使社会或被害人从犯罪人的公益劳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同时也可以加强犯罪人的公民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缓和社会对犯罪人的义愤和责难，改善犯罪人的社会形象，更可以避免将轻微罪犯投入监狱所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并且不需要国家额外地支出刑罚成本，符合刑罚经济原则，符合刑罚社会化、开放化的改革潮流。我们认为，社区服务是对轻微罪犯适用的比较理想的自由刑替代措施。我们设想，社区服务的期限以十五日以上六个月以下为宜，数罪并罚时最高不能超过一年。社区服务由公安机关委托犯人所在社区组织监督执行。

（三）完善罚金刑制度。罚金刑制度改革，是本世纪各国刑罚改革的重点。针对我国现行罚金刑制度存在的不足，借鉴各国罚金刑制度改革的经验，我们主张，完善我国罚金刑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１．提高罚金刑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我国现行刑法仅规定罚金为附加刑，罚金刑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偏低。尽管按照刑法规定，附加刑既可附加适用，也可独立适用，罚金刑的附加刑地位似乎不影响其广泛适用。但是，是否将附加刑上升为主刑，涉及刑事立法的价值导向。刑事立法明确规定罚金刑为主刑，表明立法者认为罚金是对罪犯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之一。立法者的这种认识必然会影响司法者对待罚金刑的态度，从而引起司法者对罚金刑的重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后，也不会妨害其和自由刑并科。德国、法国、日本刑法典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后，都规定罚金可以和自由刑并科。

２．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罚金仅适用于贪利性犯罪和个别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我们主张，借鉴当今世界各国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的经验，对过失犯罪、所有贪利性犯罪（包括法人犯罪、财产犯罪、经济犯罪和其他具有图利目的或动机的犯罪）以及一部分危害不大的故意犯罪，都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

３．完善罚金数额的确定原则。通览世界各国刑法，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有普通罚金制、比例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和日额罚金制四种。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罚金数额的规定可以归入无限额罚金制，但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单行刑法有的已经采用了普通罚金制和比例罚金制。我们主张废除现行刑法典的无限额罚金制，在确定罚金数额时，首先应当根据犯罪的情节并斟酌罪犯的支付能力决定罚金的数额；其次应当区别犯罪的性质选择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对贪利性犯罪一般应当采用比例罚金制或普通罚金制，对过失犯罪和其他非贪利性犯罪应采用日额罚金制。

４．改革罚金刑的适用方式。纵观各国刑法例，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共有专科罚金、选科罚金、并科罚金、易科罚金和附科罚金五种。而我国刑法仅规定可以选科和并科，适用方式比较单一。我们设想，在修改刑法时，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对危害不大的过失犯罪专科罚金，对一般过失犯罪和轻微故意犯罪选科罚金，对其他犯罪并科罚金，并在刑法总则中规定易科罚金制和附科罚金制，将有助于充分发挥罚金刑的功能，有效地克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防止犯罪分子在图利犯罪得逞后，仅受自由刑的处罚，而在经济上捞取便宜。

５．完善罚金刑的执行制度。罚金刑执行难是困扰罚金刑制度、影响其效能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为了保障罚金刑的执行，各国除加强罚金刑的执行力度外，更从立法入手完善罚金刑的执行制度。如在定期缴纳或分期缴纳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了延期缴纳、缓期缴纳（相当于罚金刑的缓刑）和逐日缴纳制度；强化罚金刑的执行保障措施，在规定罚金减免缴纳制度的同时，完善强制缴纳制度，有的还规定了以自由劳动偿付罚金、罚金易科劳役、罚金易科自由刑的制度。为保障我国罚金刑的执行，需要在现行的罚金刑执行制度基础上，增设延期缴纳制度和缓期缴纳制度。至于是否采纳罚金易科劳役或自由刑制度，当持慎重态度。相比之下，以自由劳动偿付罚金不失为罚金缴纳确有困难而又不具减免条件时比较现实可行的选择。

（四）完善资格刑。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制度相对比较落后，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和剥夺勋章、奖章、荣誉称号三种资格刑，且在刑罚结构中仅处于附加刑的地位。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１）剥夺政治权利的政治色彩过浓，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痕迹，且其内容过于宽泛，没有严格的法律界限；（２）资格刑刑种欠缺，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格刑刑罚体系；（３）资格刑刑种欠缺导致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对绝大多数犯罪无法适用资格刑。针对我国资格刑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我们提出以下改进和完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