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人大常委会


南昌市职工社会保险条例
南昌市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和健全本市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保障退休、失业、工伤、患病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职工社会保险实行国家、单位、个人责任共担，社会保险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职工社会保险是指职工的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的下列职工（包括固定职工、劳动合同制职工、临时工）及其用工单位：
（一）中央、省、市、县（区）所属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及其用工单位；
（二）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的职工及其用工单位；
（三）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职工及其用工单位；
（四）非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其用工单位；
（五）劳务输出的人员及其组织单位；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凡符合本条例规定范围的职工及其用工单位，都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履行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义务，职工有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按职责划分的职工社会保险工作，其所属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工作。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人民政府有关社会保险工作的法律、法规；
（二）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拨付和其它业务工作；
（三）办理同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委托的其它事宜。
第七条 财政、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和银行、工会组织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实施本条例。

第二章 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
第八条 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筹集。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 工伤、医疗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由同级财政给予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先向省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申请拨付调剂金，仍不敷使用时，由同级财政给予补贴；失业保险基金不
敷使用时，按照《江西省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社会保险基金的组成：
（一）养老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金；
（二）失业保险基金；
（三）工伤保险基金；
（四）医疗保险基金。
第十条 用工单位和职工个人按以下标准缴纳社会保险金：
（一）基本养老保险金，用工单位按照本单位缴费工资的23％缴纳，职工按照本人缴费工资的3％缴纳；
（二）失业保险金，用工单位按照本单位缴费工资的1％缴纳，职工个人按每月1元缴纳；
（三）工伤保险金，按照不同行业的危险程度和工伤事故的发生频率，用工单位分别按照本单位缴费工资的0．4％至2．4％缴纳，并按照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实行费率浮动，具体办法和差别费率标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四）医疗保险金，用工单位按照本单位缴费工资的10％缴纳，职工按照本人缴费工资的1％缴纳，离、退休人员和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个人不缴费。
社会保险基金缴纳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按照上级人民政府的规定或者本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比例作相应调整。
第十一条 用工单位按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金，企业单位税前提取，在管理费中列支。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税前提取，在自有资金中列支。
用工单位缴纳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从公益金中列支。
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金由用工单位在发放工资时代为扣缴。
第十二条 用工单位和职工个人按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金，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按月委托银行以工资拨付的同一顺序向用工单位收缴，用工单位不得拒付。
第十三条 用工单位可为本单位职工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由用工单位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缴纳。职工个人可自愿参加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第十四条 用工单位被租赁、承包、兼并时，承租、承包、兼并方必须缴纳该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金。
第十五条 用工单位因破产、撤消或解散等原因无法继续履行缴纳各项职工社会保险金义务时，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其所有财产中先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清偿欠缴的各项职工社会保险金，并一次性拨付该用工单位离退休人员10年的离退休费用。

第三章 社会保险待遇
第十六条
（一）符合国家规定退休条件的，按照国家或者省、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领取基本养老金。
（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其月基本养老金达不到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按照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领取。
（三）基本养老金每年调整1次，具体调整标准和办法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四）用工单位与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金，职工在办理退休手续后，可一次或分月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领取所缴金额及利息；职工死亡后，其保险金及利息可以依法继承。
（五）离退休职工死亡后，其亲属可按规定到社会保险管理机构领取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抚恤费。
（六）离退休职工易地居住的，本条例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变。
第十七条 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享有以下待遇：
（一）缴费1年以上的职工失业后，从办理失业登记的次月起，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按月领取失业救济金。缴费不满1年的，只返还本人缴纳的失业保险金。
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期限，根据失业职工失业前的缴费年限确定：缴费年限1年以下的不发；缴费年限1年以上的，每满1年发给3个月救济金，但最长期限为24个月。
再次失业的职工应当扣减已享受待遇的缴费年限和相应数额的失业保险金，重新按规定计算。
（二）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标准，以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标准为基数，根据失业职工失业前的缴费年限计算：缴费年限1年以上5年以下的，为基数的120％；连续工作时间5年以上10年以下的，为基数的130％；缴费年限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为基数的140％；
缴费年限15年以上的，为基数的150％。
（三）失业职工在失业救济期间的医疗费，按本人当月领取的救济金10％的标准发给。
失业职工在失业救济期间患有重病（因打架斗殴、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而致伤病的除外），并到当地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指定医院治疗的，可凭医院的帐单补助70％，但失业救济期间的累计补助费用不得超过本人10个月的救济金。
（四）女失业职工在失业救济期间符合计划生育法规规定生育的，一次性发给本人4个月救济金的生育补助费。
（五）失业职工在失业救济期间，家庭生活确有困难，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或夫妻双方同时失业的，经本人申请和当地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批准，按月增发本人救济金20％－50％的生活补助费。
（六）失业职工在失业救济期间死亡的（因打架斗殴、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死亡的除外），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一次性发给本人生前7个月救济金的丧葬补助费和救济费；有直系亲属需供养的，一次性按每供养1人发本人生前5个月救济金的抚恤费，供养3人以上的发本人生前15个月
救济金的抚恤费。
（七）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在停产整顿期间职工基本生活确无保障的，经当地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批准，可按不超过当地失业保险基金上一年度结余额的20％发放救济金。救济金每人每月按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标准的90％发放，但发放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
第十八条 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享有以下待遇：
（一）职工因工负伤，由所在用工单位及时送往就近或者指定医疗机构治疗。其医疗费、住院费在3000元以内的，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承担；医疗费、住院费在3000元以上的，超出3000元的部分，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承担70％，用工单位承担30％。
（二）职工工伤医疗期间，用工单位应当照发职工工资；治疗至痊愈或者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由医疗机构作出医疗终结结论。工伤医疗期应当按照轻伤、重伤的不同情况确定为1个月至24个月，严重工伤或者职业病需要延长医疗期的，最长不超过36个月。
（三）职工工伤需护理的，按完全护理依赖、大部分护理依赖和部分护理依赖的三级标准，可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相应领取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50％、40％、30％的护理费。
（四）职工因工致残，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的等级分别享受不同的伤残待遇。
（五）职工因公外出期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从事故发生之日起3个月内由用工单位照发本人工资。从第4个月起，其亲属可按规定到社会保险管理机构领取定期抚恤费和一次性补助费的50％。经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死亡后，补发丧葬补助费和补足定期抚恤费、一次性补助费
。
（六）职工因工伤残，需要安装和配置必备辅助器具的，应由医院提出意见，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鉴定委员会和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同意，按普及型标准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支付所需费用。
（七）职工因工死亡，其亲属可按规定到社会保险管理机构领取丧葬补助费、定期抚恤费和一次性补助费。
第十九条 参加医疗保险的职工享有以下待遇：
（一）职工患病医疗时，医疗费从个人医疗帐户中支付，个人帐户中不足支付时，先由职工自付，职工自付的医疗费按年度计算，超过本人年缴费工资的5％以上部分，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和职工个人按以下比例支付；超过本人年缴费工资5％以上至5000元的，个人负担15％；
超过5000至1万元的，个人负担10％；超过1万元的，个人负担2％。退休人员个人负担的比例为在职职工的一半以下。
（二）离休人员及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患病医疗时，先在个人医疗帐户中支付医疗费，个人帐户不足支付时，金额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
（三）职工患国家认定的特殊病种，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支付。
（四）职工可从用工单位确定的定点医院中选择一至两个医院就医。因特殊情况，经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批准，可在非定点医院就医。

第四章 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条 市、县（区）设立社会保险基金委员会，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拨付进行监督。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主管领导任主任，成员由劳动、人事、计委、经委、体改委、财政、审计、监察、卫生、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和银行、工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职工代表
组成。办公室设在劳动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一条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应在银行开设社会保险基金专户，实行专项储存、专款专用。基金专户存款按同期银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息，所得利息转入社会保险基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二十二条 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个人帐户，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金按国家规定划入个人帐户部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金和个人使用的医疗保险金分别计入职工个人保险基金专户，专户中个人缴纳部分，归职工个人所有。
职工调动时，个人帐户上保险金应随同转移。
第二十三条 失业保险基金除支付职工按本条例规定的待遇外，还可用于失业职工和用工单位富余人员进行转业训练、生产自救和职业介绍等费用。
第二十四条 用工单位和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应为职工建立《职工社会保险手册》，按有关规定记载基本养老保险金、补充养老保险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的缴纳情况，作为享受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的依据。
《职工社会保险手册》由职工所在单位填写并代为保管，职工调动时随同转移，失业期间交给本人。
第二十五条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可以审查参加社会保险的用工单位工资总额、离退休费用和职工、退休人员花名册，核准计提基金的各项基数和应支付的各项社会保险金，以及与社会保险有关的帐目、报表等。
参加社会保险的用工单位，可以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查询本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的缴纳和职工缴费工资的记载情况。
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可以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和用工单位查询本人社会保险金缴纳和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
第二十六条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在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正常支出的前提下，可依法把社会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国家债券，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增值部分全部转入社会保险基金。
第二十七条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的具体提取比例及财务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省人民政府没有规定的，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二十八条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各项管理制度，基金的收支、运行情况应定期向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组织报告。
第二十九条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财务、审计、统计制度管理、使用社会保险基金和管理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用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第（一）、（二）、（三）项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发出催办或者催缴通知书，限期补办或者补缴；逾期不补办、不补缴的，或者有下列第（四）项行为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
2‰的滞纳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
（二）不报、少报或者匿报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
（三）不按规定时间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的；
（四）拒不缴纳或者故意拖缴、欠缴各项社会保险金的。
滞纳金纳入社会保险基金。
第三十一条 用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纠正，对造成职工社会保险权益侵害的，责令其偿还职工应得的社会保险金（含利息），并没收违法所得，对用工单位处以应偿还金额50％以下的罚款；
（一）领到职工社会保险金后延迟发放给职工的；
（二）擅自提高或者降低职工社会保险金领取标准的；
（三）擅自增加或者减少职工缴费工资的。
第三十二条 阻碍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使社会保险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职工或其亲属享受的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条件发生变更或失去享受条件的，应于当月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报告。单位和他人以非法手段领取各项职工社会保险金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应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处以违法所得2至3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按本条例规定，筹集、管理和拨付社会保险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立即纠正，追缴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用工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金，未按规定存入社会保险基金专户的；
（二）未按规定拨付职工社会保险金的；
（三）擅自增加或减免用工单位和职工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金的；
（四）擅自提高管理费提取比例的；
（五）玩忽职守造成职工社会保险金损失的。
第三十五条 克扣、挤占、挪用、贪污职工社会保险金或者管理费的，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追回其克扣、挤占、挪用、贪污的职工社会保险金或者管理费；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六条 滞纳金纳入社会保险基金。
第三十七条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害用工单位和职工权益的，用工单位和职工可以向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申诉，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对用工单位和职工的申诉应及时查处，并于30日内作出决定。用工单位和职工对劳动行政管理部门逾期不作
决定或对其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八条 职工与用工单位发生有关社会保险的纠纷或争议，可先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裁决不服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称缴费工资是指用工单位上年度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工资总额和社会平均工资的构成，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执行。对不能或者不易计算工资总额的，按照全市上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计算。
第四十一条 职工缴费年限，必须是用工单位和职工同时缴费年限。职工实行个人缴费以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
第四十二条 城镇个体劳动者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8月15日
论地方人大与环保监督

秦德良


[摘要] 中国“人大”在政治实践中作用的加强，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取得了较大进步。从形式上看，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源于宪法的直接规定，从实质上看，其权力来自地方辖区内公民的主权。环境问题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要解决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不作为的问题，需要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运行机制，而不能盲目等待国务院的行政命令来解决。地方人大有权力也有能力去监督地方政府解决环保问题，但关键是如何依法、科学、有效地去监督，这是摆在地方人大面前的难题。

[关键词] 地方人大 地方人大权力来源 地方政府责任 环保监督

随着中国“跨越式”发展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迈进，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经济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战术而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律背反使得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很难在二者之间作出均衡发展的价值选择。由此凸现了政府的产生者、权力来源者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除与中央政府决策有关外，实践中主要还与地方政府的治理方略有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求地方人大必须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地监督地方政府，从而以此为契机为全国人大监督各级政府提供实践经验。然而地方人大有成效地监督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实践在中国几乎刚刚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来源以及监督地方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尚须理论论证，以确保地方人大的监督合法、有效、有序。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政治制度的设计与“人大”地位

人类社会是一种有机的组织体，从其产生进入自觉的发展轨道开始，政治家就为如何治理这一组织体而绞尽脑汁地去进行制度的设计和论证，试图将权力运作理性化、制度化，以便既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又能确保人作为人的地位。应当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比东方国家成功得多。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权力的行政色彩浓厚，虽然这种直线性权力内部也以分工为基础简单地划分了几个权力部门，但它们从属于某一特殊的真正的权力主体，且彼此之间不可能有效监督。这种权力机制是典型的统治奴役型，它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高效、稳定，但权力下的颤颤惊惊的个体无平等自由可言。它造就了中国超稳定的封建社会，但人权在这一体制中没有立足之地。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提出了城邦国家的权力一分为三的制度设计问题。一直到孟德斯鸠、美国联邦党人那里才最终明确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治国宪政原理。这种权力运作机制的设计可以说是服务性管理型，立法、行政、司法三足鼎立，互相平衡牵制。它或许没有统治奴役型权力机制高效，但在法益保护、人权保障方面作用显著。

近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开始吸取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借以重新整合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直到今天，我国经重新整合而建构的政治制度有别于上述两类，可以说确有中国特色。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是立法机关，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司法机关，“政协”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参政、议政机关，但目前尚无宪法性法律对“政协”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表面看来，好象是三权分立，但又不是，因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均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虽然如此，但又与近代中国社会以前的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有明显区别。首先，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都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其次,行政、司法二机关必须在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最后，中国宪法司法化机制似乎已经开始启动[1]，违宪审查机制也在议论之中，三机关在逐渐具有可诉性和操作性的宪法规范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互相监督。

三机关中，昔日被戏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的作用近年来有较大变化。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已经较明显地显示了出来。这一变化的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市场意识、主体意识觉醒；其次，法治化进程促进了国民的法律主体意识、人权意识、有限政府意识、契约观念、“以权利制约权力”观念的加强；再次，自由、科学、民主的理性主义启蒙精神随文化的繁荣而大大深入人们的头脑；最后，执政党“依法治国”的实践从制度上，实践上逐渐保证了“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当然，从技术措施角度看，“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的增强往往与地方人大在地方三机关中地位的加强有直接的关系。“人大”在政治实践中作用的加强，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取得了较大进步。

二、地方人大权力来源

地方人大、地方法院、检察院、地方政府三大国家机关是一个地方的公共权力机关，担负地方事务管理的任务，具体负责地方立法、司法与地方行政。三机关统一受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领导，同时，在三机关中，地方人大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省（包括部分市）级地方人大往往有地方立法权，并且由它产生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后者向前者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监督。这就是我国目前地方权力机构配置及运作机制。

人们不禁要问，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的权力源于地方人大，那么地方人大的权力又源自何处？

从形式上看，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源于宪法的直接规定。

宪法第九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一百零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第一百一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一百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第一百三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然而，宪法为什么要如此规定？这就涉及到地方人大权力的实质来源问题。

从宪政视角透视，地方人大权力来源于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授权。地方人大的法律行为是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众意”与“公意”的表达。正如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宪法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

“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在我国纯属外来品，中国法律传统中从来没有这个思想。这一思想之所以产生于西方，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关系。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确立了正义理念和法治传统，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思想家们在为资本主义设计制度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宪政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论证却是建立在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

17C—18C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整个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各种自然法哲学的总称，都从自然法理论角度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结果形式，是西方自然法思潮发展的顶峰。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理性主义，以理性万能摧毁上帝万能。认为法现象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然法就是理性法。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以及法治主义是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精神。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们订立契约，建立社会共同体时委托宪政国家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但自己的基本权利依然在自己手中，宪政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权力必须服从“众意”“公意”。这是一种人民主权、公意决定一切的民主理论。

“众意”“公意”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只能表现为公民代表大会——代议机关。代议机关的运作表现为产生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从事立法以及监督活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代议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权力来自社会公民。

今天我们一般认为“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仅仅是一种假说，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但奇怪的是，建立在如此假说基础之上的结论——宪政制度却发展势头良好。或许社会契约论作为论证宪政制度显得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但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契约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公民个体是微观经济主体，是经济人，理性人，他们不仅作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自主选择，而且选择他们的服务性管理者。因而社会公共管理机关的权力来源于辖区内公民的授权。公民的授权通过代议机关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就一个地方辖区而言，我们认为，地方人大是“众意”“公意”机关，因而在宪政视野下，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其最高权力来自地方辖区内公民的主权。由于“众意”仅仅是多数人的意见，“公意”则是符合正义与自由观念的多数人的意见，因此作为地方人大也可能出现仅代表“众意”而不代表“公意”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地方人大应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服从全国人大，因为后者代表全国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公意”。当然，全国人大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如制定“恶法”，这或许是宪政的代价。

三、环保问题与政府责任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发展了破坏自然环境的巨大能力和欲望。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在较短历史时间内看到的是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在长时间内付出的却是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恶化以及因此使人类生存质量下降的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