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查禁卖淫嫖娼条例（修订）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06]40号
（1997年9月13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06年11月24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于2006年11月24日经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11月24日

　　第一条　为了查禁卖淫嫖娼，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卖淫嫖娼是指以收付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

　　第三条　查禁卖淫嫖娼，应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公安机关是查禁卖淫嫖娼活动的主管部门。

　　在查禁卖淫嫖娼活动中，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履行各自的职能作用。卫生、工商、旅游、文化、教育、商业、交通、监察、财政、市政、房管等部门应当各司其职，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查禁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做好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制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公民增强道德与法制观念，自觉抵制卖淫嫖娼违法活动。

　　第五条　卖淫、嫖娼的，或者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卖淫的，不予处罚。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卖淫嫖娼的，不予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在公共场所拉客招嫖的，依法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六条　旅馆业、保健服务业、文化娱乐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单位的人员利用本单位的条件，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较轻的，按本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规定行为的，从重处罚。

　　第七条　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外，尚不够实行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由县级公安机关依照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执行期满三年内又卖淫、嫖娼的；

　　（二）因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被依法判处刑罚，执行期满后五年内又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受过行政处罚或者被予以劳动教养，执行期满后三年内又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九条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明知自己有性病而卖淫嫖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对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检查费用自理。艾滋病的检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旅馆业、保健服务业、文化娱乐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单位，对发生在本单位或经营场所的卖淫嫖娼活动，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其限期整顿、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本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由公安机关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前款所列单位的人员，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活动时，为违法犯罪行为人通风报信的，由公安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十二条　有本条例所列违法和犯罪行为的人员，主动向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第十三条　卖淫或者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

　　第十四条　罚款和追缴非法所得，应出具正式的决定书和开具由市财政局统一制发的罚没收据。

　　罚款和追缴的财物全部上交财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私分。

　　第十五条　人民警察执行查禁卖淫嫖娼活动公务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依照本条例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人民警察在查禁卖淫嫖娼活动中，应当秉公执法，严格依法办事。不得徇私舞弊、包庇窝藏、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对在卖淫嫖娼活动中已构成犯罪的，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违者，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建议在管制与缓刑中增设社区服务

杨涛


管制我国刑法中的一种刑种，是指对犯罪分子不关押，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限制其一定自由的刑罚方法。缓刑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是指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暂缓执行刑罚的制度。依据我国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管制与缓刑的执行机关都是公安机关，都对犯罪分子限制了一定人身自由。刑法第39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按照刑法第76条的规定，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与管制基本相同，除对第2点未做出规定外，其他都应遵守。
管制刑虽然是我国的独创，在民主革命是就已产生，但在97年刑法修订时就其存废引发了许多争议，之所以保留管制刑，一般认为，管制刑有存在符合刑罚中关于目的刑、教育刑的本质，能达到教育犯罪分子和预防犯罪的目的。而从前苏联引进来的缓刑的执行刑罚的制度，更是以目的刑、教育刑为其创始的初衷，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更好地达到改造犯罪分子，教育犯罪分子本人与社会上不稳定分子。
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遗憾地看到，无论是管制还是缓刑运行并不理想，一方面，执行机关有关措施不到位使法律的有关规定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判处管制与执行缓刑的犯罪分子在法定期间违法犯罪与期满再犯罪比率较高，管制与缓刑成了犯罪分子避惩罚的避风港，管制与缓刑引发了相当多的黑色交易，群众也因此对管制与缓刑制度产生一定的不满与不解。这种状况当然与实际执行不力有关，但笔者认为根子却在理论与立法规定上。首先，我们认为，刑罚本质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相统一，管制与缓刑应有惩罚的因素，即使侧重于目的刑也刑罚不可过轻缓，以免引发被害人的不满。其次，就实施目的刑而言，无论是管制还是缓刑在执行上还是要有一个相当可操作的载体，就刑法的现行规定来看，虽然这些规定一定程度限制了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但并无实际的教育措施，教育流于条文。事实上，要实现目的刑、教育刑，必须有一个有效的载体，比如劳动改造，通过这一形式，让犯罪分子感受一定的痛苦，使其本人不再犯罪和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不敢犯罪，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有这一载体，一方面强化了执行机关的责任，其必须去组织实施，而不是现行规定一样单等犯罪分子来报告，且对其不闻不管；另一方面，执行机关也可充分利用这一形式来教育、感化。
笔者注意到英国的社区服务制度是介于在监狱劳动改造和在社会放任之间的一种有效载体。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的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罪行轻的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社区服务是英国缓刑制度的一种，在英国，每年大约有5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40个小时，最多为200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至少要有5－2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英国城市按需要划分为若干个缓刑区，每个缓刑区都有政府的社区服务组织，组织成员有政府公务员或委派人员组成，包括缓刑官、社区服务官及其他管理人员。社区服务的种类包括不同的劳动项目，如房屋装修、道路维修、木器加工、清洁公共卫生甚至去学校粉刷墙壁。到社区参加服务的罪犯必须遵守社区服务的时间，如果他们不准时到社区服务点去服务，第一次，社区服务的管理监督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对他提出严肃批评；第三次，他们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
我国香港地区法律制度承传英国普通法传统，1984年香港正式通过＜＜社会服务令＞＞条例，并在1998年扩展至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庭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香港“社会服务令”具有补偿性及协助违法者复康的双重作用。根据此服务令，违法者须在空闲时间进行无薪社会服务工作，以补偿他们对社会的损害。在著名香港艺人谢霆锋交通肇事一案中，谢霆锋被法院判处240小时社会服务令，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服务制度在我国最早却是由检察机关在相对不起诉中试行。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对社会作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规定出台后第一位被判“社会服务令”的是一名涉嫌盗窃手机17岁的少年，他被判到社区进行两个月无薪劳动。两个月过去后，检察院根据其表现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他又像过去一样回到普通人生活中。随后，我国第一批“社会服务令”开始在河北省部分检察院试行。今年6月，北京市在东城区、房山区和密云县的４７个街道、乡镇全面展开罪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为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居住在试点区（县）的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在社区进行矫正期间，这些罪犯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组织规定的汇报、请销假、迁居等制度，并通过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改正自己恶习、认罪服法。这些新的处理方式引起司法界及法学界广泛关注，其法理与司法实践效果有待研究。
但是，上述的尝试并无法律依据，社区服务的适用范围和违反的后果都无规定，相关监管组织没有建立。对于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笔者不反对社区矫正的工作。但笔者主张，我国当务之急的是应引入社区服务制度来改造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管制与缓刑制度。在法律明确加以规定社区服务制度，其积极的意义在于：首先，其能真正对犯罪分子起到惩罚与教育的功能；其二以看的见方式增强群众对司法的信心，减少管制与缓刑作为避风港的机能，尽可能遏制幕后黑色交易；其三是社区服务有着实在的可操作的制度，有利于增强执行机关的责任，不至于让刑法的有关管制与缓刑的其他规定流于形式。具体可在刑法第39条和刑法第76条增加一款规定，即判处管制和缓刑犯罪分子必须参加当地的社区服务。同时在大城市以若干区为单位、在小城镇以若干乡镇为单位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社区服务点，设立相应的管理人员，负责对犯罪分子进行社区服务管理、监督，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教活动。法律还应规定，犯罪分子必须在每二周参加4至8小时的社区服务，内容主要是公益劳动，并接受群众监督。对无特殊情况不按时参加社区服务或有其他不遵守规定行为的给与警告，三次以上无故不参加社区服务的犯罪分子，判处管制的，由法院重新改判为有期徒刑，判处缓刑的由法院按刑法第77条规定，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当然，如果条件成熟后，可将这一制度推广到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的管理和监督上。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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