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思考

刘成江


　　1997年黄河出现200多天断流和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水灾，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和生态造成重大影响，究其根源主要是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 2000年以来北方地区遭受沙尘暴的严重袭击，也说明生态恶化对环境的破坏力之强；另外，植被退化、土地沙化和过度砍伐，使得水土流失加剧等状况，将生态问题推倒了全国关注的前沿。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加大了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如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2003年颁布的促进西部开发建设的重要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江河源区保护、生态移民等国家级生态工程的实施，使得我国形成了一些有效的生态管理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我国在生态保护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如环境资源开发者无偿占有生态资源，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也未承担相应责任；环境资源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奖励，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赔偿。要解决好这类问题，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宏大的任务，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各地方和区域间协调合作，还需要长效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这样才能更好地调整相关利益各方生态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以长期，稳定实施提供政策支持，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一、生态补偿的内涵
　　尽管生态补偿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学术界就其内涵仍未达成共识。最一般地，则将生态补偿理解为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将生态补偿机制看成调动生态建设积极性，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有学者认为，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对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广义的生态补偿则还应包括因环境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的优惠，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水平而进行的科研，教育费用的支出。
　　在综合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生态补偿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成本进行补偿；二是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三是对为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的经济补偿。所以可以对生态补偿做这样一个定义，即指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约定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向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主体进行收费或向保护资源环境的主体提供利益补偿性措施 ，并将所征收的费用或补偿性措施的惠益通过约定的某种形式转达到因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或保护资源环境而 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的过程。
　　二、生态补偿理论基础
　　（一）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它包含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固有的自然资源价值，即未经过人类劳动参与的天然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它取决于个自然要素的有用性和稀缺性。二是固有的生态环境价值，即自然要素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等。三是基于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人类劳动投入所产生的价值，其中也包括为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所需要的人类劳动投入。因此，对于生态环境资源应该有偿使用，即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应支付相应的补偿。
　　（二）经济外部性理论
　　经济外部性理论是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经济外部性指某项经济活动给予这项经济活动无关的第三方带来的影响。经济外部性包括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种。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经济外部性应该内部化。具体来说，产生外部不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向受害者支付相应的补偿；产生外部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从受益人那里获得相应的补偿。
　　在环境资源的生产（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所形成的外部成本）和消费（生态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从而导致了破坏生态环境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的生态效益被他人无偿享用，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陷入尴尬局面。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这两类经济外部性都应该内部化，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就是将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措施。经济外部性内部化后，就可以纠正生态保护领域中因为经济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构建这种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就是生态补偿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
　　笔者认为，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和经济外部性理论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提高了环境资源的法律地位，不再把环境资源视为无价值的物，这样能促使企业在进行商品生产时将全面考虑环境资本的消耗。为了降低生态成本，企业必须减少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污染和占有。另外经济外部性理论体现了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责任，为国家向环境资源使用者征收一定税费，用于生态补偿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市场失灵。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的经济法分析：理论及实证的视角　

　　——以“炒房热现象”为分析平台　

　　李华振 袁建伟　

　　本文原载（京）《中国商人》杂志2004年第11期　

　　【内容提要】一场由温州发源的、正席卷全国的、最终影响整个中国民间资本的大变局拉开了序幕。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是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研究今天的温商之繁荣，应参照中国古代的徽商之历史镜像，必须认真分析徽商的兴衰成败之轨迹。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在于可能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丧失中国入世之后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作为一种市场化取向的行为，炒房热也会出现市场失灵，应引导它向正常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　

　　【关键词】市场失灵；中国民间资本；炒房热；温商；徽商；适度干预　

　　背景资料：炒房热现象亟待学术研究　

　　近年来，温州商人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又一股冲天大浪，突出表现为“温州炒房热”的一再升温，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万众焦点。从学术的视角，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下问题：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温州炒房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规律？　

　　——它会不会重蹈中国古代曾经同样繁盛一时的徽商之覆辙？　

　　——徽商会不会成为温州民间资本的历史镜像？　

　　——变局是不是意味着结局？作为目前中国民间资本样板之一的温州资本，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它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写中国的民间资本格局？　

　　——作为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该怎样对炒房热作出何种法律回应？　

　　——对此，政府经济行为应遵循怎样的规制原则？　

　　——……？等等，透过这些问号，我们将看到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资本怎样的深层动向？　

　　打个形象的比喻，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七伤拳”和“一阳指”，前者是一种危险的武功，既能伤人，也会伤己，而且会伤得极深（七脏俱伤）；后者则是把全身的功力都集中于一点（指头上），以一点发力而致胜。温州民间资本倾尽全力向房地产市场进军，这到底是既伤人也最终伤己的“七伤拳”，还是全部功力集于一点之上的“一阳指”？ 　

　　理论解析：变局背后的深层是民间资本战略转移遭遇瓶颈　

　　温州商人的经商风格与广东商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十年前，当广东商人在深圳玩股票时，温州人不为所动，连近在家门口的上海股市里都难得见到温州人的身影。那时，温州人在埋头干实实在在的实业，从全国最大的水货制造基地到全国最大的精品制造大本营，温州商人的每一步都没离开轻工制造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实业。　

　　正是这种实打实的精神，造就了温州经济的一枝独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股市进入“冰河时代”，以玩股票而发家的广东等地的民间资本迅速缩水，而温州民间资本由于本来就与股票的关系不大，因此没有受到中国股市波动的太大影响，仍然持续坚挺，并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超过了全国所有的其它地方。　

　　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温州炒房团”而不是“深圳炒房团”或“上海炒房团”之类。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这个股市低靡的时期，只有温州人手里还有大把大把的闲钱（闲置资本），而其它地方的民间资本却因为缩水而手头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越来越难赚”，当然就没有那么多游资去全国各地南征北战地炒房了。　

　　这不可避免地又牵扯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温州的这笔巨额民间资本为什么不继续投入到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中去？为什么不投向其它领域？为什么这么集中地把赌注几乎全押在了炒房上？　

　　要回答这连续的三个“为什么”，必须从经济学上寻找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　

　　第一，若继续投向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由于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已达到近乎饱和，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达到了规模效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之后，再向轻工制造业扩大投资就显得失去了必要，已经不再符合经济原理。　

　　第二，若投向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则温州明显缺乏产业基础，不象东北那样有深厚的重工业基础，而且，由于国家现在实施“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战略，温州在政策扶持上也无法与东北相比。这条路似乎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