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业限制与商业秘密的关系，我国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通论认为，竞业限制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是竞业限制制度及具体的竞业限制协议存在的前提，或者说必要条件；若企业不存在保护的商业秘密，竞业限制就失去了依托，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将失去效力。正如郑成思老师所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目前商业秘密纠纷主要表现为雇员带走雇主的商业秘密,然后与后者开展不正当竞争”。本文对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请求权基础进行探析。


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诉讼中

无须证明商业秘密被侵害

竞业限制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在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诉讼中，原企业是否仍须证明商业秘密被侵害？换言之，被起诉的员工和竞争者，是否能够通过证明他们事实上没有披露、使用原企业的商业秘密而获得胜诉？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原企业仍需证明员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披露、使用了原企业的商业秘密，或言竞业限制纠纷以不正当竞争的形式出现时，应当涉及商业秘密侵权；如台湾“最高法院”在一起纠纷中提出的判断竞业限制协议效力“五原则”的第五条是“离职后员工之竞业行为是否具有显著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况，亦即离职员工是否有对原雇主之客户、秘密信息大量篡夺等情事或竞业行为有显著背信性或显著的违反诚信原则”，这体现了在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考量的必要。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并不要求原企业证明其商业秘密受到了损害，这样的主张是合适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设置了商业秘密侵权制度，在竞业限制纠纷中，如果仍要求原企业证明员工和竞争者侵害了商业秘密，那么竞业限制制度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即使没有竞业限制，职工离职后到竞争者处任职或自办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也负有不泄露和不使用他人商业秘密的义务；擅自泄露或使用商业秘密，权利人完全可以依法追究。这同样是我国立法机关的观点。竞业限制与商业秘密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竞业限制以商业秘密存在为前提，但是商业秘密保护并不以竞业限制协议的存在为必要。


竞业限制制度独立存在的缘由

我国对商业秘密侵权已设置了专门制度，为何还要竞业限制制度独立存在？其理由有二：

1.员工到竞争者处任职导致商业秘密泄露几乎不可避免而侵权证明又十分困难 在相关对技术人员的调查中，都表示“一般不会主动泄露原雇主的商业秘密，但如果真是处于工作需要，也很难保证这一点”，这夹杂着技术评价和道德评判。美国法院基于员工泄密展出了“不可避免披露原则”，甚至在员工没有竞业限制协议情况下由法院向其发出禁止到竞争者处任职或从事特定行为的禁令。可见，掌握商业秘密的员工到竞争者处任职导致商业秘密泄露是无法避免的现象。同时，对于这种商业秘密侵权的证明又十分困难，员工的全部行为都发生在竞争者控制的场所内，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几乎无法进行调查，也不可能掌握商业秘密被泄露、使用的证据。在部分情况下，可通过竞争者的销售行为或生产产品来推断，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推断都无法进行。因此，在员工离职而可能引发的商业秘密侵权，仅给予原企业商业秘密侵权制度的保护是不够的，会导致原企业权益受到侵害而其无法救济。

2.理论与实践的需要 所谓“一旦丧失就永远丧失”是商业秘密法上的公理。商业秘密权利人尽管可以得到经济补偿，但是其权利已经无法恢复到被侵害之前的状态。对于商业秘密权利人而言，相比事后救济，更重要的是事先预防。而在因员工离职而导致商业秘密泄露，物理上的一切保密措施都可以说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无论如何，员工必须接触、掌握商业秘密，否则商业秘密无法实施于经营活动。企业因无法通过事先隔绝员工与商业秘密，则需要防止掌握商业秘密的员工离职之后的泄露。竞业限制制度的主要意义即在于此，其存在有经济学上的依据，也有其法律上的理论基础，但其更主要是从实践需要中产生的制度，是法律根据离职员工到竞争者处任职而导致商业秘密被侵害的行为特点，平衡劳动者的就业权和企业的商业秘密权而设置的一种制度。

由此可见，竞业限制制度有独立于商业秘密侵权制度而存在的价值，法律因此将其设置为一项独立的制度。

独立存在的制度就应该有独立的救济。尽管竞业限制的前提是保护商业秘密，但在企业确实存在保护商业秘密因而竞业限制已经合法构建的情况下，其就应该脱离商业秘密而单独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到审判实践，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当竞业限制关系合法成立后，无须再对是否存在商业秘密侵权进行审理。


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中的

请求权基础

对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纠纷是否仍需证明商业秘密侵权的理解之所以存在混乱，原因在于对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请求权基础认识不清。这涉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和第二章的关系理解。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这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括性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则规定了11种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该体例曾产生误解并延续至今，即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仅仅是第二章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没有规定的行为不能认定。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未明确列举的市场交易行为，如果符合该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在案由适用说明中，表述了相同的主张：“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未具体列举，也没有其他法律规范可以援引的市场交易行为，经过审理查证属于被告违反了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纠纷发生在平等主体的经营者之间，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法第二条的规定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对于知识产权专门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均没有专门规定禁止的行为，当事人起诉的，按照案由确定规则，有关案件可以直接确定为不正当竞争纠纷。”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可以单独作为不正当竞争诉求的请求权基础有明确论述。司法实践中，无论各地法院在个案中是否支持企业提出的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诉讼，但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可以适用于这样的案件，与民法通则关于诚信原则的规定一并作为其请求权基础，意见还是相对统一的。

当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与第二章相互排斥的误解至今仍有延续，这与在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纠纷是否需要证明商业秘密侵权的认识存在影响，因为竞业限制纠纷无法单独作为不正当竞争纠纷存在，当原企业将员工与竞争者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时，基于竞业限制与商业秘密间的联系，就认为既然原企业以不正当竞争为由提出诉讼，与之相关的就只能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害商业秘密纠纷，因此原企业必须证明商业秘密被侵害。可见，理清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请求权基础，有助于问题的辨析。

实践中还有一种主张与之有关，认为竞业限制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原企业被侵害的究竟是何种权益，并不明确，进而驳回原企业的诉求。反不正当竞争法界定了“违反自愿、平等、公平，违反诚实信用、商业道德”的行为，而这可以单独作为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请求权基础。法官面对原告提出的某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诉求，需要审理的是该行为是否违反了自愿、平等、公平，是否违反了诚实信用、商业道德，其关键是对被告行为诚信性的法律评判及其是否影响了原告竞争的事实考查，而不是原告在先权益的构建，这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侵权责任法的重大区别之一，也是反不正当竞争纠纷的基本审理逻辑。事实上，如果一定要说原企业有一种被侵犯的权益，应该是公平竞争权。对于一个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像自然人的人格权一样，天然享有并且是一种绝对权，可以要求一切其他主体不予侵犯。由于它是市场主体天然具有的绝对权利，因此在具体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就无需再对这种权利进行界定，可直接考查行为、损害及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浅议转化型抢劫罪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韩艳春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类型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转化型抢劫罪分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在这二类转化型抢劫罪中，第一类是基于前提行为“携带凶器”而转化，第二类是基于后续行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而转化，二者相对而言，“携带凶器”是静态的、消极的，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动态的、积极的。第一类可称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第二类可称之为积极转化型抢劫罪。
二、笔者对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的理解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是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的。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当然也是我们正确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指针。
从立法层面上分析，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所谓罪刑法定原则，简而言之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有几项基本要求：1.罪刑法定化，即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2.罪刑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避免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从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条文看，该两条分别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或者“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均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三、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
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有的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是按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一般抢劫罪处罚，其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也应该与一般抢劫罪相同；有的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转化型抢劫犯罪就是既遂，换言之，转化型抢劫罪没有未遂。
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转化型抢劫罪与一般抢劫罪是罪质相同的犯罪，一般抢劫罪把财物取得与否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作为与其罪质相同、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致的转化型抢劫罪就没有理由采取与此不同的标准。
具体说来，就是在盗窃、诈骗、抢夺取得财物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时，以行为人是否最终获得了财物为标准区分既遂和未遂。如果行为人最终取得了财物，就是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因为行为人出于拒绝交还财物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那么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财物就能反映出犯罪得逞与否。但行为人如果是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如何认定呢？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出于上述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客观上也起着保护、控制赃物的作用。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也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赃物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
区分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财物为标准，因此在盗窃、诈骗、抢夺没有取得赃物，出于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这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的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未遂。它抓住了此类犯罪属于贪利型犯罪这一本质特征，把着重点放在了是否夺取财物上，而不在于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而不是以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决定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如果对这种情况认定为既遂，出现的后果是：在普通抢劫的场合，采用暴力手段而未得到财物，或者当场被物主夺回了财物，一般只能是抢劫罪的未遂。事后抢劫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不至于超过普通抢劫罪，把普通抢劫当未遂处罚的情形，在转化型抢劫罪中按既遂处理，显然有失公允。
四、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完善
笔者认为，刑法的规定应同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而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与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刑法相关条文应作以下相应的修改：将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携带并明示或暗示凶器进行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将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