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供精人工授精子女的知父权
——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

内容摘要：AID子女的知父权是由AID技术引起的新型法律问题。为解决该权利与AID父亲隐私权间的冲突，本文借用了伦理学的方法，以家庭为伦理实体进行考察，并得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修复异化的伦理关系，或者求助于更一般的伦理标准。

　　关键词：AID　 知父权 家庭 伦理实体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曾困扰我们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同时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人工授精技术，它一方面为众多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法律甚或伦理问题。医学上将人工授精技术分为两种：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简称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简称AID）。夫精授精使用的是丈夫的精子，AIH出生的子女与父母均有血缘关系，基本不会导致伦理问题或法律纠纷。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后者，即供精人工授精（AID）。AID则是使用丈夫以外的男性的精子使女性怀孕，妻子所怀的实际上是别人的孩子。这种生育方式使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传统家庭关系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切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的纽带。　而AID把人性与生物性分开，更破坏了婚姻在心理、生物上的统一性， 极易引起各种伦理和法律问题。单就法律而言，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即：AID子女是否有获知自己血缘父亲的权利（即知父权），包括其知父后是否有在任何一方难以维持生计时从血缘亲属处获得抚养的权利或扶养自己血缘亲属的义务等。鉴于各部门法对此讨论详细，本文将主要从伦理的角度，即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来分析该问题。

　　一、AID子女的知父权与血缘父亲的隐私权

　　AID子女的知父权在法律上属于知情权的范畴，而与所有知情权——隐私权的矛盾一样，知父权与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天然便存在紧张关系。隐私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专属于个人的权利，它所代表的是个人（如AID父亲）的利益，是用来抵抗外界知悉的一种对世权、绝对权。而知情（父）权不仅体现出个人的生存利益，也体现出了公共利益，其所包括的利益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 AID子女一旦获知自己并非养父亲生，必然会产生追问血缘父亲的欲望。对此，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有权知道他们的生物学出生，不告知孩子的出生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权 。而此时则可能存在两个阻碍：一是抚养他的家庭是否愿意让他获知血缘父亲的情况，二是AID父亲自己是否愿意被他人获知。若答案为否，则两种权利的冲突就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进行干预。在已有的立法例中，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法令或政策使孩子能获得信息。如瑞士的宪法规定孩子有权知道生物学身世，包括捐赠者的身份；奥地利、荷兰、瑞典等国家规定孩子应该可以获得有关身份的信息；新西兰、澳大利亚正在考虑类似的法律。 英国也通过了一条没有公开的类似生育立法，规定凡精子捐赠者的孩子在18岁后有权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样的立法考量中公共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告知在利于保护AID子女权利之外，有助于预见潜在的健康问题。因为除了可以得知自己的基因病史，告知孩子他们的遗传学身世还能保护他们避免无意中与自己的血缘近亲属结婚。但对于AID父亲来说，其在捐赠精子时可能根本无意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可能没有承认该AID子女为自己子女的意愿。一旦AID子女的知父权得到确认，不仅是对其血缘父亲人身权利、合同自由（捐赠协议可能附带保密条款）的干涉，甚至可能影响其家庭关系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若采取限制一方的立法进路，二者难以通过利益衡量等传统法律方法同时得到保护。

　　二、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及其异化

　　传统的法学方法难以在根本上调和知父权与隐私权的对立，故笔者转向伦理学方法，并且在此问题中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家庭”这个特殊组织。在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中，家庭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在确认AID子女权利的场合，家庭更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至关重要因素。

　　关于家庭，首先可以也是必须进行的学术确认是：它是一个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黑格尔也是将家庭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看待的。这一结论的学术根据之一就是他在该书对伦理实体作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分之前的话：“伦理性的实体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 既然伦理实体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则据此反推，家庭与民族就应当是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实体。

　　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本身并不具有先验的和绝对的伦理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它不是绝对的因而具有异化之可能。在此笔者粗略将此异化分成两类：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自身的异化，另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实体的异化。

　　（一）家庭相对于自身的异化

　　最初的家庭都是以血缘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家庭作为一种最基础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不仅曾经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基石，并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充当着最光荣的伦理实体。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伦理实体”作为客观伦理实体是关系体系。客观伦理作为实在，是以一定社会共同体为内容、并以一定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关系。 传统的家庭伦理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血缘性，个体在家庭中表现为不同的角色，被赋予不同的道德期望、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血缘性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中最真实无遮、最为紧密的关系，决定了家庭伦理在社会伦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与家庭的血缘性相对的是，家庭同时具有“社会性”。家庭对于其成员而言即是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其价值合理性不仅取决于遗传血缘，也取决于家庭成员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与情感依赖，而这种主观联系最终以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AID子女的尴尬即存在于家庭作为实体其二重性的分离中：在生物性上，他更接近于其血缘父亲家庭关系的一员，但在社会性上，却与其“养父母”家庭更为接近，以至于传统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不愿认同他。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便可以理解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其自身的异化。黑格尔在对“实体性伦理”作补充解释时曾指出:“整个伦理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节，但是两者都只是伦理的形式。这里，善就是实体，就是说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　质言之，一个完美的伦理实体本质上是由主客观两面的有机结合构成的。对于AID子女而言，家庭伦理实体的主观方面，即由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情感认知与交流，在事实上与其客观方面，即共同的血缘关系相分离。这造成了在以AID子女为个体进行研究时，传统家庭伦理实体自身的异化。

　　（二）家庭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黑格尔对实体还有两个明显的内在规定:“实体”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统一性之品性，另一方面又要成为具体的存在，而在其特殊性、个别性存在中又包含了普遍性本身。 这既是说，不同的伦理实体之间虽然在终极意义上具有共性，但毕竟存在个性上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发生冲突。近代史上中国传统家庭实体与商业经济实体的冲突即是最好的例证。在AID问题上，二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与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要求不同。在家庭而言，AID父亲为了维持现有家庭的稳定关系，不承认AID子女或隐瞒该事实都可能具有家庭道德上的正确性；而在社会来说，不确定的基因关系可能导致近亲结合，一则增加遗传病发生几率，二则对现有的社会伦理秩序造成冲击，因而不承认或隐瞒AID子女之事实可能会产生社会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家庭与更高级的伦理实体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和对立，并因在该矛盾上固守自己的实体个别性而走向不合理性与不道德。这种不同实体间对于共同成员伦理规范要求的差异即可看视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三、以家庭伦理实体为视角的分析

　　如前所言，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在AID子女的问题上因其主观客观方面的分离而异化为不道德的个体，并因其个性可能与上位伦理实体间发生冲突。那么，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式应在于，其一，使异化的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复归主客观统一的完美状态；其二，寻找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共性以达成伦理实体间的统一。

　　对于第一种情形，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的“社会性”亲密程度上。我们已经知道，情感与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上的疏远是造成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隔阂的原因。质言之，其知父权能否实现应视其是否与该家庭存在现实或将来可能的亲密接触，即缺失的“社会性”家庭关系要件是否可能得到修复，该AID子女是否会成为其父家庭实体中的一员。对于具体操作而言，则应视其是否可能与血缘亲属发生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等亲属法上法律关系。若回答为肯定，则该AID子女有通过相关法律行为，如收养或结婚等修复其所缺失的与血缘家庭的“社会性”要件之可能。无论此种亲属关系的修复是否为现有法律或道德所认同（血缘亲属间的婚姻明显不符相关婚姻法律，而收养则与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无涉），均应通过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而明确该血缘关系。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婚恋关系出现，降低遗传疾病风险，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在未违背现行法律、伦理判断下的亲属关系之修复，例如AID父亲收养AID子女，或AID子女的“养母”与“生父”结婚等，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不仅无损于现存伦理关系，并且有助于促进再造家庭的情感和谐。在此类情况下，保障AID子女的知父权能够补全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使“家庭”复归完美的伦理实体。若情况相反，即在该AID子女不存在与其血缘家庭发生亲属法律关系之可能的情形下，则应保障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该AID子女并非该伦理实体之成员或个体，在不与该家庭伦理实体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并不会对该实体造成影响。若贸然确认其知父权则反而可能给原本完备的家庭伦理实体带来异化之风险。

　　值得特别明确的是，由于上述情形的成就与否当然不可能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因此基因（或精子库）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追踪基因（精子）去向的职责，并肩负起依据现实情况判断是否将基因信息通知给AID子女或其血缘亲属的义务。质言之，AID子女的知父权或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成就与否完全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裁量的。由于“社会性”家庭关系修复的几率较低，这种裁量应当以隐私权的保护为一般，以知父权的确认为例外。这其中又将涉及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成本计算，本文于此不再讨论。

　　对于第二种情形，核心问题则在于统合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差异而求诸于一般与共性。AID子女及其血缘父亲因与不同的伦理实体发生关系而可能在相对于不同实体时具有不同身份，受不同的伦理道德约束，而不同实体在AID知父权的问题上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二者的统合又存在两种可能的方法：一是以上位实体的规范为准，即以社会伦理秩序作为最终标准。这样AID子女的知父权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但由于采取了贬抑其一的做法，很有可能严重影响甚至破坏AID父亲的家庭关系，对家庭产生的冲击非常猛烈；第二种方法则是寻求冲突实体的共同上位实体，并依据该上位实体的伦理规范进行评价，亦即寻求更为一般的伦理要求。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要求即“善”，或者“爱”，是无关社群而由整个人类类群所共有之道德规范。事实上无论中西方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都以“爱”或“爱人”为逻辑起点，即“我非我，而是我与他人统一体中的我”。这一点是由“类”所共有的。表现在AID关系中，即要求两代人基于“爱人”的互相尊重。这要求无论AID父或子均需在主观上亲爱对方，即使不出于天伦，也应恪守人伦之基本的尊重；在客观行为上，则要求AID子女在行使其知父权时，要慎重考虑对父亲现有家庭的影响，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对其家庭造成破坏；AID父亲在行使隐私权时不能对AID子女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而应尽可能避免因此对子女造成的客观上的负面影响，如在其遗传病难以诊治时向医疗机构提供必要的遗传信息等。由此出发，即使二种权利得不到法律上的完全实现，在事实上却可能更有利于二者的和睦及社会关系的稳定。

　　四、结语

　　AID子女的知父权问题是一个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全新法律、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当社会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既有的伦理秩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就应当为新的伦理秩序所代替。在这种新旧伦理关系的更替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斗争，也会伴随着某种暂时的秩序紊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现于社会关系上的紊乱，往往被视作单纯的社会问题经由法律进行调整与规制，却忽视了其背后的伦理因素及原因。因此，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除了考虑法律方法之外，我们有时也需要借助伦理学的方法，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本文，对于AID子女知父权的确认与保障而言，借助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考量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因素，大约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思路与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6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1996
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商业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
山西省政府


前言
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城市商业进行了以“三多一少”为主要内容的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远不适应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必须进一步搞好改革。商业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商品流通，提高经济效益，改善服务质量，方便人民生活。改革
的方向是：实行政企分开，建立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制；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批发商业体系；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高经济效益、高服务质量的企业管理办法；形成城乡畅通、地区交流、纵横交错、四通八
达的流通网络，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商业路子。现对我省城市商业体制改革作如下规定：

一、实行政企分开，加强行政管理
政企分开是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的方向。各级商业行政部门部要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权力，强化商业行政管理职能。政企分开后的商业厅、局，是各级人民政府管理商业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如商业政策、经营法规、规划布局、行政管理、计划干预、统
计和合计监督、效益考核、价格管理、政策性补贴、资金调剂、信息交流等，面向社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商业活动进行管理、监督和调节，领导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
改变目前政企不分的状况，把商业的经营权力交给企业。省商业厅和地区商业局不再直接管理批零企业，将省属的日用工业品批发企业下放给市、县，组成企业经营体系。市、县商业局也要将直属的企业下放给公司管理。企业下放后，为了不中断全省、全国的业务联系，省暂保留百货
纺织品、五交化、副食品公司，地区商业局设专业科，组成精干的行业性的业务协调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商业政策和业务措施；负责本行业的计划协调；实行统计监督和组织信息交流；协助批发企业进行商品交流和库存调剂。省公司和地区的专业科仍为企业编制，所需经费由同
级财政退库解决。
政企分开后，计划商品的范围要继续缩小，由原来的三十七种减为二十三种，但计划管理要进一步加强。计划商品、计划外增拨商品、协作商品、国家指定的储备商品的计划或专项安排，由省逐级下达市、县批发公司具体执行。

二、改革国营批发商业
改变一、二、三级多层次批发体制，建立不分等级层次的国营商业批发公司。
按照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要求，将省属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榆次、忻州、临汾、运城、孝义的百货、纺织品、五交化、副食品采购供应站分别下放给所在市、县，同市、县批发企业合并，组成一套批发机构。
将设在侯马、晋城两市的各日用工业品分站、转运站、周转库等，一律对口移交侯马、晋城两市的批发公司，组成一套批发储运机构。
随着批发机构的下放，原由省二级站收购经营的太原产品全部下放给太原市；其它一地生产多地销售的产品，从一九八五年起分别按经济区划下放给所在地的市、县批发公司经营；计划商品仍执行商业厅下达的商品收购、分配和调拨计划；进口商品、商业部下拨的原材料仍由省统一分
配。
企业下放后，利润计划和政策性亏损指标相应划转。为了保证商业网点建设和商业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原来由商业厅集中使用的利润留成，仍由省商业厅统一掌握使用（具体办法由商业厅、财政厅共同下达）。
企业下放后，市、县新组建的批发公司是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独立自主的企业。各级人民政府要支持企业的自主经营，严格执行商品的分配计划，不能以任何形式多扣少分。各批发企业直接同财政、税务、银行部门发生经济关系，税后利润除按规定上缴部分外，全部归企业支配
。要改变原来经济上的归属关系。要防止产生新的块块封锁。市、县商业局只行使行政领导和管理职权。
各商业批发公司，都要按商品经营规模，实行专业划细，分部核算，开放经营。在同一城市同一行业，不得按行政层次设置国营商业批发公司。除国家规定的指令性计划商品仍采取自上而下的分配外，其它商品全部放开，由进货单位自行选择进货，不受原行政区划和固定供应对象的限
制。现行的分层次倒扣作价，改为以批发牌价作基础，按批量作价或协商作价。
各商业批发公司要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大力促进和扶持地方轻纺工业生产的发展。要积极参与生产，指导生产，帮助生产部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强市场竞争力。为了打开地方产品的销路，工商双方本着“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原则，可以采取多种联营形式，开拓
市场，积极推销。
大、中、小城市的批发公司是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相互之间是平等的经济业务关系，都可以同时起一、二、三级站的作用。

三、建立工业品贸易中心
为了发挥中心城市组织商品流通的作用，扩大商品幅射面，太原、大同、长治、阳泉四市都要建立各种类型的贸易中心。其它市、县也可以根据需要，逐步创造条件建立贸易中心。
贸易中心是冲破多层次批发的商品批发交易场所，实行开放式经营。贸易中心可以是经济联合体，也可以是独立体。商业企业，工业企业，全民、集体、个体企业，本地、外地企业，计划外和非计划商品，都可以进入贸易中心自由购销。
贸易中心实行多种经营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可以自营、联营，可以代购、代销、代储、代运、代加工。做到大量批发和小宗买卖相结合，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相结合。
批发公司是参加贸易中心主体，也是它的后盾。要积极参与贸易中心的活动，发挥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
一般城市以建立综合贸易中心为宜；大中城市可以建立综合的和分行业的贸易中心。综合的由商业局领导，行业的由批发公司负责管理。

四、按自然门店实行独立核算
国营零售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全部实行按自然门店独立核算、直接纳税的经营管理体制。
按自然门店独立核算后，要尽量减少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充实和加强业务第一线。
撤销中心商店（或核算点）这一层核算单位的管理职能。
工商行政管理、银行、税务部门应根据当地商业主管部门提供的核算单位，简化审批手续，分别发给营业执照，立帐开户，征收税款。

五、改革国营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在国营商业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需要各种商业经济成份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要支持城市新办集体、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修理业。原来归口管理的大集体企业，要真正照集体企业的办法管理。农民进城自办或联营开设服务网点，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在大力
扶持集体和个体商业的同时，对城市国营零售商业也要进一步放宽搞活。
以一九八三年经营实绩为基础，太原市年利润在十五万元以上，其它市、县年利润在八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国营零售企业和饮食服务企业，侨汇商店、友谊商店和机械化彩印照相馆，以及少数有代表性的骨干企业，仍实行“国有国营”的管理办法。其余分别不同情况，实行以下三种管理
办法和经济形式：
1、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按国家对待集体企业的政策和办法管理。企业原有的财产和资金属于国家所有，新增财产和资金归集体所有。企业占用国家的固定资产，仍按规定提取折旧基金，减半上交，维修和更新由企业负责。企业占用国家的流动资金，? 蛏嫌Π匆欣式荒墒褂梅眩越荒扇酚欣训模稍谝欢ㄊ奔淠诿馐铡? 2、把一部分小饭店、小旅店、小照相馆和三十人以下的零售商店，在原承担的供应服务任务不变的前提下，直接转为集体所有制形式经营。国家的固定资产按现值计价，连同国拨流动资金，实行有偿转让，分期归还，还清后即为集体所有。企业可以吸收入股，实行保息分红。
3、对于以劳务为主的小型理发、洗染、浴池、修理业和地处偏僻的微利、亏损小店铺，实行租赁制，可采取招标的方式，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占用国家的固定资产，国家向经营者个人收取租金，由招标单位负责维修。经营者个人除缴纳租金外，还要缴纳退休统筹保险金。其税后? 杖胗删吒鋈酥洹Ｒ┒┳饬藓贤欢改瓴槐洌细裰葱小?
上述“国家所有，集体经营”和转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以及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的小店铺，均实行八级超额累进税制；暂不缴承包费；企业的职工，现在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的，身份不变；企业需要招收的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择优录用和招聘，能进能出；企业实行公积金、公益
金制度，企业提取的公益金，三分之二用于职工奖金，三分之一用于集体福利；工资形式和奖惩办法由企业自定，可以基本工资加奖励，可以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相结合，可以记分考核，全面浮动。理发、浴池业的提成工资，仍在税前开支。退休保险金，在实行社会保险之前，一律暂由市
、县商业局组织统筹。
随着集体企业的增加，大城市以市、区为单位，中小城市以市、县为单位，逐步建立行业协会。所有单位都不得抽掉集体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
饮食、服务、修理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制征税后，比现行百分之十五的比例税多缴纳的部分，财政部门应返还给商业主管部门，用于行业的网点建设、技术改造和重点扶持。

六、继续实行和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
大中型国营商业企业和饮食服务业，要在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和完善企业内部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改变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管理办法。
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企业，必须把维护消费者利益和提高服务质量放在首位，不能单纯同利润额和销售额挂钩。要同社会服务效果结合起来，进行全面考核，合理计奖，奖勤罚懒，奖优罚劣。要在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做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


部组对商店的承包，是企业内部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中心环节。商店对部组的考核，要按经济效益定分配，按服务质量定奖惩。部组对营业员实行以服务效果为核心的百分考核制，主要考核执行政策、出勤出力、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一般不把经济指标落实到个人。
企业奖励基金按利润奖金率提取和发放。饮食服务业仍实行传统的提成工资制。
为了鼓励企业领导人搞好经营，除参加统一考核奖惩外，可以从商店的奖励基金中给商店、科室和柜组负责人一定数额的职务津贴。

七、扩大基层企业自主权
所有商业企业，不论国营或集体，批发或零售，都要实行经理负责制。
经理有权任免企业的科室和部组负责人；有权根据需要公开招工，择优录用，有权招聘技术人员；有权抵制任何部门和个人向企业硬性安插人员。
经理有权对职工进行奖惩，包括给予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每年的晋级面可以掌握在百分之三以内，这部分工资，在费用中列支。
企业有权根据经营特点和实际需要自行确定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企业有权自下而上编制计划并组织实施。
企业有权自行组织商品购进、保管、生产加工和销售，其他部门不能强迫企业收购，也不能干预企业自主经营。
企业有权参与或组织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经营。
企业在执行国家规定价格的前提下，对允许议价、协商定价和实行浮动价格的商品，有权自行定价、作价。
企业对冷背呆滞商品、过时落令商品、残损变质商品以及零头货尾，有权适时削价，作为经营损溢处理。
企业有权自主支配利润留成、奖励基金。除国家有规定者外，上级主管部门不得平调。
企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工资形式和奖惩办法。

八、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商业同人民生活关系极为密切，改革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政策，维护消费者利益。绝对不允许擅自提价，变相涨价，不允许缺斤短两，掺杂使假。对违反者实行严惩重罚。商业改革一定要让群众叫好，群众不叫好，就是商业改革没做好。
商业改革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要充分估计到“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切实加强领导，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并组织财政、税务、银行、物价等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搞好城市商业体制的改革。
改革中必须针对商业工作的特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干部培训，开展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和商业道德教育，特别是商业改革的教育。要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商业职工从思想认识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思想认识转变了，才能自觉进行改革，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商业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可以有先有后，不搞一刀切。
以前的政策规定与此规定不符合，以此规定为准。实施本规定的具体办法和有关事宜，由省商业厅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协商制订实施细则。



1984年8月8日